土地兼并

我们看一下贯穿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王朝更迭，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值得关注，那就是土地兼并。

也就是说，假设一开始每个人都拥有一块土地的话，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土地不可避免地会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

你可以说有些人有权有势，或者那些有特权的阶层不用交税服役，不停地掠夺，导致普通人不断地失去自己的土地。也许这占一部分原因吧，但很可能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即便我们假设每个人一开始在权力和财富上都是完全对等的，这种土地兼并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人与人之间很可能有能力的不同，还有勤奋和懒惰的区别。对于一个种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你勤勤恳恳、努力耕种，那么就会获得更好的回报；另外一个人如果比较懒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么他很可能慢慢地就越来越吃不饱肚子了。更何况，还有对于作物生长周期、种子肥料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的把握。不可避免地，一些人会有越来越多的粮食，另外一些人则变得越来越穷困。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大量的人口繁殖导致的。可能一开始有几亩地够一家人吃饭，但是孩子越来越多，最后超过了土地所能产出粮食的极限，就不得不想办法，要么变卖土地，要么卖儿鬻女。

一旦遇到什么天灾，地里的产出不足，那这些穷苦的人就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了。而那些拥有更多土地的人，可以产出更多的粮食来抵御这种天灾饥荒。也就是说，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当这些穷困的人实在没有吃的了，那很可能他就会把土地直接卖给那些善于耕作的人，来换取一些粮食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样土地就不可避免地向少部分人手中集中。

当一个王朝积累几百年，土地就慢慢逐渐集中到了这些所谓的地主手中。也许有几代人大家都非常勤勉努力，但可能他们当中某个后代比较游手好闲，把家业败光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但大部分情况下，总的趋势来说，财富会集中到这些少部分人手中，而那些失去土地的人，则通过给这些地主们打工干活来维持生活。

这一切，在土地产出的粮食足够所有人吃，而且地主们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雇佣这些失去土地的人的情况下，整个社会还可以维持正常运转。

然而，我们历朝历代的人口还会发生不停的大爆炸。就像之前我们说的那样，宗族这种体制天然就会激励人们不停地生育。

所以一到土地承载力的边缘，再碰上饥荒之类的，很容易就造成大量吃不饱肚子的流民，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崩溃。这时候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一股武装力量，然后喊出口号说“打倒地主，平分土地”，那么就很容易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于是，这些武装力量就不停地相互攻打，最终再打出来一个新的王朝。

对于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业社会来说，这种不停的土地兼并以及战争重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能认为这只是封建社会离我们很远。就拿最近的解放战争来说，三大战役之所以能摧枯拉朽，土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只要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为了保卫这块土地，必然会送子弟当兵，必然会交公粮。而且这些子弟兵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而战，会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这跟国民党那些拉来的、不知为何而战的壮丁比起来，完全是另一个层次了。

而且抓到的国民党军俘虏，只要承诺在老家给他们分地，并且周围都有当地的老乡口口相告、跟他们说自己家是如何拿到土地的，他们马上就能枪口一转，直接变成进攻国民党军的战斗力。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地主都是坏人。当然有不少人最后有了土地和钱，就开始官商勾结、压迫民众。然而更客观的历史规律则是，他们一开始大部分可能都是靠勤俭辛劳持家，慢慢攒下的家业。然而站在历史趋势面前，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却成了这些不公平的牺牲品。

对于一个存在多年的王朝来说，他们必须保护这些地主的财产，因为正是这种制度和机制的保障，才使得大家有努力去奋斗的动力，而不是担心被人抢走。然而到了后期，流民和饥荒使得他们无力维持，而朝廷也不能直接去抢地主，因为这会破坏他们政权的合法性，甚至他们的统治阶层本身就大量由这些地主阶层构成。而一个新的武装组织则没有任何历史负担，可以推倒这一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然后再重新建立一个王朝均分土地，然后再保护产权，周而复始地循环。

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现在的状态，我们跳出了这种土地兼并的循环了吗？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它不过是换了某种形式和概念，依然存在着。

早期的领导人们非常了解土地兼并的危害性，所以一开始就把土地全部收归集体和公有，为的就是避免这种土地兼并产生的问题。

但是，完全搞集体化吃大锅饭、搞社会主义，调动不了人的生产积极性，它带来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实行了土地承包制。虽然说名义上土地还是归村集体所有 ，但事实上真正的使用权是在农户手里 。它其实跟私有土地的性质没有任何区别，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地租给别人去种，而且国家也在一直不停地延长这种承包时间，只不过是没有像古代那样可以更方便地自由买卖流转而已。

这种让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土地的方式，不管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耕者有其田”，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承包责任制，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

事实上，它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忽略了，那就是兜底作用。比如现在农村的人，在农忙的时候可能在家里稍微干一下农活，剩下时间则出去外面打工。外面没有活了，最终还是可以回到农村家里这边。因为这些地无论在工业化面前产生的效益再少，也能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支持，可以让人活着不至于挨饿。甚至如果你的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过现代社会里我们认为的普通人生活。

这就是孟子所谓的“有恒产则有恒心”。外出打工赚的是额外的收入，家里的这几亩地，则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本钱。

看起来一切都似乎不错。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种方式存在一些问题，而且也正在慢慢地瓦解。

首先，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当初只有农村户口的人才分到过地，那些城市户口一开始从来就没有土地。当然，你可以辩解说城市户口有比较高的退休金，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呢？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他们将一无所有。而农村这边则永远有这些土地可以耕种。

另一个则是，中国这些大量的小块土地零散的分布在每一个人手中，大大限制了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开展，降低了整体产出效率。我们可以看一下国际上的小麦价格，之前一直都是七八毛一斤的样子，而我们国内的保底收购价则是1块2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种地成本比国外那些大规模机械化的耕作要高不少，这就是因为小块田地每家每户推高了种地的成本。

当然，如果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点成本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现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的农村人口不停地在进行着城市化的过程。大部分人上学毕业之后很可能都留在了大城市工作，逐渐离开了农村。甚至即便出去打工时间久了，慢慢地在外地也安下了家，而自己以前的那个农村就很难再回得去了。

如果说从农村长大的我们这一代人还能考虑回去的话，那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呢？他们回去则是人生地不熟，而且也没有种地的动力。

不可避免地，随着我们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的土地会被大量集中到少部分人的手中。一开始这些人可能是租地的种粮大户，但是随着拥有产权的老人逐渐去世，这些土地将来会怎么处置呢？要么是被集体收回去，要么很可能是私下签订一笔协议被那些私人种粮大户变相长期包断。 当然，我们国家不会允许私有化买断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大的可能还是被集体收回、由国家统筹，然后以类似于现在东北那些大型农垦企业为主的模式进行运作。

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毕竟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可以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压低粮食的成本。

但是我们转眼再看一下，那些进城的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土地没有了，如果因为经济不好或者其他种种原因没有工作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没有回老家去种地这种兜底的解决方式了。没有收入，如果再欠债的话，甚至房子都会被收走，就像欧美那样，只能流落街头。

这种城市的失业人口反而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看似贫穷的农村则很少会出现这些不稳定因素。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兜底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新时代的“耕者有其田”，如何平均地把国家的土地分到每一个人头上，使得每一个人都有最基本的产业

再像当初封建时代小农经济那样，强制给每一个人均分土地是不可能的了。即便我们这样做，操作上也不现实，因为几乎没有人会跑过去种地了，也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作业。

一个可行的方式是，比如说土地都收归国有，由这些大型农垦公司进行耕作，产出的粮食国家统一收购，然后平均地把这些粮食分给每一个人。

比如我们现在一年的粮食产量大致是1.4万亿斤，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则是1000斤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每年把这些收获的粮食，平均每个人分1000斤就好了。

甚至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改变，任由土地这样自动流转到少数人手中，只在现在的土地所有权人去世之后，才把它收回集中就行。只要每年平均给每个人分到相应的这份1000斤左右的粮食就够了。按照每个人每年吃粮食的分量，1000斤粮食足够一个人吃饱肚子不挨饿了。

我们可以把这种方式称为“人皆有所食”。跟小农时代的“耕者有其田”类似，它是我们工业时代的、看起来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然而，每年对粮食进行收购和分配，对国家来说会有很大的成本和运输难题，而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这些粮食，拿到手里也很难存储。

也就是说，这个方式我们现在看起来只是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

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毕竟它只是一个长远的问题，而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下已经火烧眉毛的国内债务问题。

地方政府和城投

在全面讨论债务问题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下地方政府的融资负债结构，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当然，社会上的债务并不完全是他们在负担，但他们并不能像市场上那些私企民企一样，任由其市场化地破产倒闭。这是最让人头疼的，就像你家的小孩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天天挥霍浪费，你却不得不替他想办法兜底一样。

正常来讲，地方政府通过收税或者中央的转移支付获得一部分钱，然后用这部分钱进行建设和发展，这不会出任何问题。

但是这些钱对大部分地方政府来说是远远不够花的。比如说，你眼看着通向外边有一条道路非常重要，如果修通了，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能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你会不会想办法把这条路修起来呢？可如果财政账上根本没什么钱，那怎么办呢？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地方财政根本不允许随便自己发债借钱；即便后来政策有所松动，整个程序和审批流程也太慢、太复杂、太难了。当然，也不能说这种方式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非常着急想修这条路，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凑钱，先把路修起来再说。因为在你看来，只要把路修通了，人员和物资流动起来了，本地的经济就会好转；有了这个前提，后边的税收自然也就跟着上来了，这样就能形成一个良性正向循环。所以无论如何，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把路修起来就行。

那哪里有钱呢？于是你就把目光投向了银行：政府直接找银行贷款不就好了吗？虽然银行的利息非常高，但管他那么多干嘛，先把路修起来再说，钱以后慢慢还。于是，通过这笔贷款，还真把这条路给修起来了。当地居民拍手称快，都夸这位领导有能力有水平——以前好几任领导面对这条路都束手无策一直拖着，他一来就能把问题解决掉。本地的发展也确实慢慢有了起色。

目前看来，这一切似乎都挺好的：居民得到了实惠，领导拿到了政绩，进而得到了提拔重用；上级也会评价他不拘一格、有闯劲，能跳出传统的条条框框解决实际问题。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套做法其他地方也跟着学会了。而他的下一任领导，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时——不管修下水道还是建公园，也都会照搬前任的经验，想办法从银行借钱贷款，先把这些民生基础设施搞起来。

但慢慢地，大部分银行都看明白了，像道路、公园这类公共设施，本身很难产生直接有效的收益，而且地方政府的税收并没有出现明显增长。银行开始怀疑，这些地方政府未来很有可能还不上贷款。于是，大银行纷纷收紧了风险评估，减少了对地方政府的放贷。

可是地方政府还是要继续发展，怎么办呢？既然大银行不给贷，那就想办法找其他银行；没有其他银行，就想办法自己创造一些银行。反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说了算，搞一些城商行、农商行之类的，想办法让本地居民把钱都存到这些银行里，然后再源源不断地从里面贷款。最关键的是，这些本地的小银行在政府的行政压力之下，根本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除了直接贷款之外，还搞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发明创造。比如在外面注册一家公司，专门负责城市的投资建设发展，用相关的市政资产做抵押，再靠政府的信用做背书，源源不断地从本地银行向这些公司贷款注资。然后再把这些钱拿去修地铁、修桥、铺路、搞绿化，把整个城市迅速做大。

这就是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遍地都是的“城投公司”。

客观上来讲，这种地方性的城投公司确实促进了我国的发展和城市建设，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这是在我们国家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自发形成的一套带有中国特色的融资体系。至少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们确实还不错，做出过不少发展贡献。

当然，弊端也很明显。因为这些城投公司跟政府的行政权力是深度绑定的，大量的资金又都流经这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大量的腐败；而且城投公司内部，往往也会大量塞进各种领导的亲属、子女等关系户。

不过从很多民众的角度来看，这些甚至都不算什么问题。不少人觉得，管那么多干嘛，反正本地确实发展起来了，他们想贪点就贪点吧，也无所谓。

某种程度上，这种想法我们也能理解，但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的，那就是这些地方城投公司能够一直正常运转下去，不会出什么问题。

但真正的事实却是，大量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工程，不管是道路还是各种市政设施，根本无法产生有效的现金流收益；而银行给出的贷款利率，却是市面上正常的商业资本回报率。拿这些完全免费的道路和公园，去跟市面上那些正常的商业盈利项目去同台竞争，怎么可能还得上贷款呢？

更严重的是，这些借来的钱，除了大部分投在了不怎么赚钱的项目里，中间还被腐败和铺张浪费抽走了一部分。很多城投公司现在只能靠借新债来勉强还旧债的利息，至于偿还本金，甚至连想都不能想。

那有没有解决方案呢？在过去的发展中，我们还真“市场化”地进化出了一套看似可行的方案，那就是炒房。

地方政府和城投先把道路、公园、绿化都建好，有的甚至通了地铁，周边立刻就可以规划建设漂亮、现代化的高档小区。每个普通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于是大家开始进场买房。刚开始还算正常，就是纯粹的居住买卖；但随着大家发现城市越建越好、生活配套越来越便利，房价便开始水涨船高。这时候有一部分人敏锐地发现：通过买房再卖掉，利用杠杆可以赚取惊人的财富！普通人也开始慢慢发现房价好像在一直不停的上涨，再加上媒体舆论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身边人靠倒腾房产暴富的刺激，所有人开始疯狂涌入，于是就开启了我们都知道的全民大炒房的时代。

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天价的土地转让金，成功的把自己的债务问题转嫁到了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的居民头上。甚至来说，一些地方的城投甚至直接下场去建各种商业资产售卖。

理论上讲，只要这个泡沫一直存在、永远不破，地方政府向银行借钱搞基建的成本，就完全可以通过居民端买房贷款加杠杆，再把资金慢慢转移回政府手里。

也就是说，通过这套“炒房+卖地”的操作，地方政府成功把自己的债务转嫁到了开发商和普通买房人身上，用居民和企业的负债，把政府端的杠杆完美地转移掉了。

这就是过去十几年，我们国家疯狂的大基建和大炒房时代。一切看起来都无比繁荣，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泡沫仿佛永远不会破裂，那时候大家看起来都很乐观。

然而，结局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情况则是一地鸡毛，日子非常难过。为什么这个模式不可持续呢？

因为这套模式的底层逻辑本身就存在致命硬伤。政府修的那些道路、公园根本不产生任何收益，按常理是绝不可能还得起贷款的，所以它就必须把所有成本加倍转嫁到地价和房价上，这就导致后来的房价被推到了异乎寻常的高位。当然，你可以说是民间投机炒作的结果，但从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他们必然是在背后推波助澜的。

另外更关键的是，就算在最理想的推演下，如果一切真能被完美执行——房价极其温和地微涨，政府克制举债、严格控制开支规模，用几十年的超长周期把这些免费公共设施的成本利用卖地卖房和税收慢慢消化掉，理论上或许还有一线可能。

可现实中，整个链条里充斥着太多贪婪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人性弱点。每个人都想赚快钱、赚大钱，中间的贪污腐败又吞噬了大量资金，让原本就存在的窟窿变得越来越大。

这些贪婪的人在其中疯狂加杠杆、扩大资本开支，根本不计成本，也完全不考虑将来能不能还上钱。这一点在很多房地产厂商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停地借钱贷款、疯狂拿地建房，虽然明知卖房的回款根本填不上天量的本息缺口，但他们就是押注房价会一直涨下去。而贷出来的天量资金，大部分在铺张浪费和隐性输送中被挥霍一空，甚至还有不少人直接把资产转移到了国外、移民跑路。

这种肆意的挥霍，最终造成了一个彻底无法填补的巨大黑洞。当新借的贷款连旧债的利息都还不上时，开发商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违约和暴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内房企的现状，那些激进的高杠杆企业直接违约破产留下一笔烂账，剩下的即使还撑着，也都在苦苦挣扎当中。

更要命的是，房价永远涨的共识一旦被打破，普通人再也不会无脑的被带节奏了。随着房企暴雷带来的失业、裁员和降薪，老百姓收入缩水，就更加倾向于节衣缩食、不敢消费。

而这批死掉的民营房企，只不过是第一批被推到台前的牺牲品。站在它们身后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国企和地方城投，目前它们全靠地方政府和本地银行在暗中不停地输血，勉强苟延残喘着。

大家都欠了一屁股债，没有人能够还得上。整个社会到处都缺钱，都在节衣缩食。

那么，为什么这种“基建—卖地—炒房”的循环，就不能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闭环，慢慢把债务化解掉呢？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除非这个过程发生得极其缓慢，而且整个体系能够做到绝对严密、精确的控制与规划，资金在每一个环节的流动都高度合规、高效且理性——把时间拉长到几十年，或许真能把那些地方上免费、不产生收益的基础设施支出给覆盖掉。

但现实中有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一，房子终究是一种商品，而人的实际需求是有限的。当房企疯狂加杠杆狂飙产能，建出来的房子远远超出人们的实际承载力和购买力时，产能过剩爆发，房价下跌就是必然规律。系统一旦触碰到了天花板临界点，就不可能再无限增长下去。

第二，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是必然递减的。早期修路搞基建确实能带动产业，但到了后期，很多地方铺的全是毫无收益的面子工程，本身就注定无法通过市场化回报偿还利息 ，而且这个系统里充斥着人性的贪欲。整个链条中有太多的寻租腐败、铺张浪费和肆意套利。赚热钱的速度太快，大量财富被少数人挥霍殆尽，或者直接转移到了海外，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将来该怎么去偿还这些债务。最终，直接引爆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看似几乎难以收场的全面债务危机。

以上这部分还只是我们从感性层面展开的一些简单梳理。下面我们就从具体的债务结构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底层规律出发，更深入地剖析一下，为什么这套模式在经济学上注定不可持续？以及面对当下的困局，未来到底该如何化解这些问题。

一直通过债务创造货币不可持续

首先我们看一下，当前我们社会上一共有多少钱？

就像以前那篇文章里我们讨论过的，这个“钱”在宏观上主要体现为全社会的总存款，被称为M2。我们国家现在的M2总量在350多万亿左右（2026年6月356万亿），其中居民存款大概在170万亿左右，剩下的则是企业、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存款。

看起来社会上钱非常多，可为什么我们现在到处都感觉缺钱呢？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350万亿的构成。首先，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按照现代货币银行学 ，央行是所有货币的终极源头。然而在这350多万亿里，只有40万亿左右是央行直接投放的基础货币，剩下的310多万亿，则是商业银行通过信贷凭空“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派生货币。

如果你不太理解这个概念，可以翻回去看一下以前那篇文章。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最好先搞清楚这个基础知识，之后才能继续往下看，不然的话会很费解。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基础货币只有40万亿左右，这才是真正的源头活水；而剩下的310多万亿，必然对应着某些人、某些部门或者机构的负债。

举个例子，城投或者房地产公司从银行贷了款，然后这些钱被花掉，通过工资、工程劳务等方式结算给了一些普通人，普通人再把这些钱存到了银行账户上。对普通人来说，这是自己通过劳动获得的、干干净净的存款；但从宏观的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对应的则是这些城投或房企的债务。

换句话说，这派生出来的310多万亿资金背后，直接对应绑定的，就是城投公司、房企、国企私企以及普通人房贷这些欠银行的债务。

所以，我们的M2存款总量看起来极其庞大，但这当中的绝大部分本质上都是债务——也就是310多万亿每天都必须偿还利息的债务。

实际上，我们国家相比于西方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些债务驱动的。

就像前面描述的这种模式，不管是城投公司从银行贷款、房地产厂商从银行贷款，还是其他各种国企、私企从银行贷款，都是通过借债将资金投入到实体项目中，从而驱动了国家的发展。

你甚至可以直接说，我们国家过去的分配方式，或者说货币流向社会的方式，大部分就是靠地方城投和国企等企业机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实现的。

这种方式在国家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过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不可否认也留下了大量问题。一个是之前提到过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很多钱都流向了政府相关人员以及围绕着他们的工程承包商，或者说是地方权贵；但不管怎样，国家确实发展起来了，他们从中截留一部分也就罢了。最致命的是，现在它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债务，而且是每天都要还利息的债务；再加上很多不负责任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全是出于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而不是道路、公园这些真正有民生意义的设施。

所以我们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一个是必须解决这种分配方式的弊端，另一个还要想办法帮他们处理这些巨额债务。

市场经济本身就有一种对于这种还不上债务的自然出清方式。比如说你经营一家公司，借了大量银行贷款，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经营不善倒闭了，那直接走破产清算流程不就好了吗？直接跟银行说还不上，虽然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甚至可能被限制高消费，但在银行这笔账就算烂掉了，不用还了。

这时候有人可能就会说了，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不太道德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啊。地方政府不能倒闭，但城投公司本来就是市场化的组织机构，让城投倒闭不就行了吗？直接把债务都甩到城投身上，推出去倒闭破产清算，直接“人死债消”。

可我们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至今没有这么干呢？他们现在的债务问题明明已经头疼到天天睡不着觉的程度了，为什么没有采用这种方式？看来他们的道德水准还挺高的啊

真实情况未必如此。也许他们多少有一点道德顾虑，但这绝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把城投公司推出去破产，这些债务最终全都会变成银行那头的烂账，必须由银行来承担。

而这些银行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城商行、农商行之类的。这些地方银行一旦被拖垮倒闭了，会发生什么？大量普通人的存款将直接消失。之前我们说过，我们国家前几年还真零星的发生过这种情况，只是后面通过上级兜底基本避免了。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地方中小银行倒闭造成的社会冲击，远比一家城投公司破产的影响大得多。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自己上班的公司倒闭了是正常的。只能自认倒霉，想办法再找工作就是了，不会天天围着公司说你凭什么倒闭。

但是银行不一样。银行里放的是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如果银行倒闭了，一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谁都不会自认倒霉，必然会跑到政府大楼前天天讨要说法。最关键的是，他们完全有理有据，毕竟那是自己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合法存款。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城投和本地中小银行其实是一体的，不过是自己左手倒右手的钱袋子罢了。放任城投倒闭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震荡，远比想办法再借一笔钱先硬撑下去的代价要大得多。这已经不是道德水平高不高的问题了。

不过，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对于极少数负债实在太严重的小地方来说，偶尔让一两家城投违约倒闭，倒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只要它在全国范围内是个例，不至于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恐慌和踩踏就行。而且国家本来就有对居民存款进行兜底赔偿的机制

最怕的就是这种中小银行连环倒闭，引发踩踏式的疯狂挤兑，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挤兑会迅速耗空银行的准备金，直接演变成一场类似于美国大萧条那种全国性的金融系统风暴。

讨论的有点发散了，我们再回到经济和金融的层面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讨论过，银行主要靠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之间的“净息差”来赚钱。比如贷款利息是3%，存款利息是1%，银行只要做好风控，把贷款放出去就能稳赚中间这2%的息差，扣除坏账损耗剩下的就是净收益。

然而，银行的风控系统在地方政府面前往往彻底失效。特别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之类的，在这里地方政府说了算，银行根本没有博弈的筹码。地方政府几乎可以绕过风控系统，在货币乘数允许的范围内不断从银行贷款。而城投的项目本身很难产生正向现金流，为了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转，银行又不得不持续给地方政府输血，勉强维持着不至于一下子崩盘。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这350多万亿的M2都是存款，这就意味着，这些钱趴在银行里，每天都会产生巨额的存款利息；而银行支付利息的钱从哪里来？正是来自于贷款的一方——也就是地方城投、国企、各类私企，以及背负房贷的个人。

这些负债方把利息付给银行，银行再把其中的一部分利息付给存款人（大部分普通居民或机构），剩下的一部分用于银行自身的运营开支和坏账拨备。也就是说，不管是那170多万亿的居民个人存款，还是剩下的企事业单位存款，这350多万亿的庞大体量天天都在银行里吸收利息；而这些利息的最终买单者，正是整个实体经济中的借贷方，也就是那310多万亿负债对应的贷款利息。

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原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必须尽一切可能降低存款利息，甚至直接降为零，这样才不会有350多万亿的资金趴在银行天天吸实体经济的血。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完全怪银行趴在实体经济上吸血。经济好的时候他们确实赚得盆满钵满、日子很好过；但现在经济下行，银行坏账堆积如山，很多都在生死边缘徘徊，大家的日子其实都很难。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普通人存钱是为了对冲不确定性防失业防老看病，但整套机制却让庞大的存款天天趴在银行里坐享利息，成了实体经济不可承受的抽水机，所以把存款利息降下来是极其重要的。而且这种机制还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越是有钱的人存款越多，拿到的利息就越多，相当于整个实体社会的劳动成果他们分到的也越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完全靠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还有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号的庞氏骗局。

我们的M2之所以能不断增长，靠的全是银行通过信贷无中生有创造货币的机制。这就意味着全社会必须一直有人负债。那么，想把这些债务彻底还清怎么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还清，因为市面上没有那么多源头活水，最终只能靠不断借新债还旧债，债务雪球只会越滚越大。

之前的炒房模式能够运转就在于，居民不断的贷款买房增加了负债，创造了新的货币，M2在不断的增大，而地方城投相应的拿到了土地转让金还掉了自己的部分债务，只是变相的把这个欠债杠杆转嫁到了居民端而已。

这种M2的持续增长严重依赖于这个不断扩大的负债循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没有其他地方补充货币来促进增长的话，只能靠这种债务不断的滚雪球不断的转嫁杠杆，不断的增加更多的负债

要还债的话必须放弃掉M2的增长，因为没有新的钱进来带动整体M2的增长。

也就是我们的M2必须进入持续的紧缩——只有当M2越来越少的时候，才说明有一部分钱真正拿去冲抵并注销了债务。也就是说，这350多万亿的总M2里，除去央行的40万亿基础货币，剩下310多万亿对应的债务要想彻底还上，就必须把社会上这310多万亿的存款全拿出来还债。

可是，你能说服每一个普通居民，把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直接拿出来全部花掉，替这些城投国企去平账吗？这显然不太可能的。

更何况，就算每个人都拼命花钱，也只是加快了资金的流转速度，政府从中能获得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流转税收。指望靠这点税收去填补庞大的债务本金，简直是杯水车薪，甚至连每年的利息开支都不够。

对每个普通居民来说，最直观的体感就是自己兜里的钱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只有在存款稳步或者略有增长的情况下，大家才会觉得经济在好转；存款越少，大家越会节衣缩食，整个经济反而会陷入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所以，想要化解我们目前的困境，必须在保证M2稳定甚至适度增长的前提下——也就是确保居民的存款不被大幅缩减、甚至还略有增加的基础上——去想办法把这些债务化解掉，在发展中逐步化债。

钱不可能真正凭空产生。如果不通过新增负债来创造货币，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靠央行直接注入基础货币。

只有央行源源不断地提供增量活水流向社会，并且这些新的基础货币绝不能再以债务的形式投放到市场上——也就是投放“无负债”的基础货币，去慢慢替换掉过去通过银行信贷无序杠杆化出来的M2，才能逐步把全社会的债务杠杆真正降下来。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货币投放方式。而不是以之前的那种城投之类的以银行贷款通过负债的形式创造货币m2。或者你可以说就是之前我们讨论的那种新的分配方式变革。最重要的是，这种货币投放的过程中必须不产生任何负债。

新的投放方式分析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央行手头上可以进行的所有操作吧，看看这些操作方式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眼下的问题。

MLF和逆回购等操作

首先，我们国家央行最常用的一种货币投放方式，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MLF之类的那一套借给商业银行再贷款的操作，或者说通过买断式逆回购把钱借给商业银行，本质上这两类操作都是一样的底层逻辑，就是央行给商业银行放贷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城商行之类的不停地放贷，放着放着把额度全部放完了，也就是说，已经把存款消耗到了法定准备金率的下限。这时候银行如果还想继续放贷或者周转，就得找央行借钱，这其实就是再贷款或者逆回购之类的操作。

所以说，这种通过央行向商业银行放贷向市场投放货币的形式，跟下调准备金率本质上是一样的。它只会鼓励银行不停地加杠杆，通过银行向城投、国企、私企和个人源源不断地发放贷款，从而把钱注入社会。它带来的结果只会是增加债务，并不能把全社会的债务逐步消灭掉。

因此，这种央行给商业银行放贷的方式我们可以直接忽略掉，它不是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东西。央行之所以目前还一直在用它，也许只是暂时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投放方式罢了。

买卖国债

另一种方式就是央行亲自下场买国债了。这种方式可以作为一个候选方案，它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至少比不停地通过向商业银行放贷之类的投放方式要好一些。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没有源头活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央行基础货币的纯增量注入，在保持M2不变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上的债务就会永远存在。债务只会以某种形式进行转移，直到找到一个最终的接盘负债人，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最终负债人都是中央政府。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一些端倪了，现在中央政府在不停地发行更多国债，而这些国债资金投入到社会上的各类基建工程中。不管怎么说，这些钱最终会流到一部分人手里。比如，普通人可以用它还掉一部分房贷，国企可以通过经营性收入还掉一部分银行贷款，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收还掉一部分城投贷款。也就是说，中央政府通过借债把钱注入市场，大家借着这笔钱慢慢卸掉了一部分自己的债务，但最终的债务其实全堆到了中央政府头上。

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M2不断增多，中央政府的负债不可避免地也会越滚越大。会不会有一天到达一个临界点，全国一年的税收收入连这部分国债的利息都覆盖不了呢？

欧美早就给这个问题找到了出路，那就是靠央行直接下场买国债。

你可能会说：央行买国债，也避免不了政府被庞大的债务利息拖垮啊？事实上的确如此，因为政府发行国债是需要持续支付利息的，只要税收增长赶不上利息累积，就会陷入利滚利的无限漩涡。

但他们在设计这个系统时，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机制：央行的收益必须全额上交中央政府。 也就是说，央行买了国债之后，所获得的国债利息收益必须原封不动地上交给财政。换句话说，政府为这些国债支付的利息，央行一转手，又全额退还给了政府。

这样一来，中央政府作为最终负债人，通过央行买国债这一手操作，成功抹平了自身的国债利息负担。我们可以认为，这一通操作下来，就实现了央行通过购买国债，向市场上投放了一种既没有利息成本、也没有还债压力的纯基础货币。但这套机制有个前提，就是央行自己不能出现严重的资产负债倒挂——后面讲到美联储和IORB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闭环是怎么出问题的。

目前看起来一切都很完美，似乎正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种理想工具。而且它在西方已经运行了很多年，完全可以被视作一种成熟、能形成闭环且有效的货币投放手段。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使用这一套机制，来部分化解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那么，既然这种方式我们也能借鉴，为什么之前我们的央行在2024年买了一两万亿国债之后就基本不怎么买了，反而又掉头回去使用向商业银行放贷的老办法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呢？

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央行当时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主要是为了调控国债收益率曲线、防范利率过低带来的金融风险，并不是为了直接大水漫灌。第二，我们国债的大部分持有者是国有大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央行如果在二级市场大量买入国债，资金只是倒手进了大行的账上，而这些大机构自身根本不缺流动性，真正缺钱的是地方上的中小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国债买卖的流动性传导链条太长，面对眼下急需化解的存量债务压力，靠它来精准救急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见效的。

我们后面还会详细深入的讨论这种方式，以及更重要的准备金利息问题。现在我们把它放一放，先看一下另外一种更好的投放方式。

外汇占款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毕竟大多数人都亲身经历过那个阶段。大家是否觉得，在2014年之前、甚至是2010年之前的那段岁月，是普遍过得最舒坦的日子？那时候工作容易找，个人的财富在不断增多，工资每年都在涨，最重要的是，普通人的负债率极低，地方政府和国企头上的债务包袱也没那么沉重。

可是，那些钱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当时全社会并没有大规模借债，也就是说，并没有依靠疯狂加杠杆去无中生有地创造信贷货币，但工人工资却水涨船高，银行存款持续增加，整个社会的M2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这部分真实的财富究竟来源于哪里？

答案就是外汇占款。

当时我们国家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源源不断地把各类工业商品卖到海外。外国客户用美元等外汇购买了这些商品，资金付给了国内的工厂；而当这些工厂拿着美元找银行和央行结汇时，央行便直接印出对应规模的人民币进行兑付。

在那些年里，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一路高歌猛进。每增加一笔外汇储备，央行就在国内市场注入等值的基础货币。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部分被注入市场的基础货币，是不带任何利息成本、也没有任何负债属性的纯增量财富。

而且，这种投放机制极其公平合理。外贸实体企业赚回了外汇，他们付出了真实的劳动与产能；他们把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后，这些凭空新增的钱顺理成章地流到了企业手里；随后，企业再把钱作为薪资报酬，发放给一线辛勤劳作的普通打工人。

这是一种极具良性循环特征的货币投放模式，远比后来那种依靠地方城投举债、靠国企堆杠杆来驱动经济的方式要健康得多。

但为什么后来我们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了呢？

一方面，是因为后来通过城投、国企以及个人按揭房贷借出来的钱太多了，全社会的杠杆率被彻底拉爆，每个人的负债率都陡然攀升。另一方面，是在2014年左右，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事实上已经触顶了，之后便从近4万亿美元的高位一路回落，最终稳定在目前的3万亿美元上下。

然而，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难道我们国家不是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吗？直到最近，欧美国家还在拿顺差问题来指责我们。既然年年都在赚取巨额顺差，那我们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不增反降呢？

原因有很多。官方的一种常见解释是：我国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和个人赚取外汇后，不再强制要求结汇变成人民币，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继续持有美元；特别是考虑到近年来海外利率普遍偏高，很多企业直接选择把美元存放在境外银行赚取高额利息。

这确实构成了一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有钱人敏锐地意识到债务风险不可持续，于是千方百计把资金转移到境外，甚至自己也跟着抽身跑路。他们把债务和烂摊子留给国内，自己拿着套现出去的巨额资产在海外肆意挥霍。这种行为无疑是最可恶的，国家这些年也一直在严厉打击、不断封堵资金外流的灰色通道。

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国民正常的出境旅游、海外留学等合理的外汇开支；以及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出海，在海外进行实体收购与战略投资所形成的境外净资产。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也不排除有人假借海外投资之名，行资产转移之实。

但无论怎么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长期保持平稳甚至微降，在当下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虽然这两年稍微有点回升，但这一渠道已经无法再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增基础货币了。这个渠道确实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分析一下吧，但目前这个不是我们这篇文章讨论的重点。

另外某种程度上，欧美国家指责我们常年赚取高额的贸易顺差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数据显示我们的外汇储备常年保持平稳，我们辛辛苦苦靠制造业赚来的外汇，转过头其实又回流到了国外。它们要么变成了支付给海外旅游、留学的服务性消费，要么变成了海外的实体投资资产，甚至直接被移民带走了，总的流动基本是平衡的。

粮食券和共产主义迭代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模仿这种外汇占款，创造一种新的货币投放增长方式呢？这样，我们就能回到过去那种大家慢慢都有钱赚、而且没有负债的美好时光了

而且这种方式必须要保障公平公正，又能一直保持货币稳定，不会产生明显的通货膨胀。

既然我们想要保证货币的稳定，那最好就要找个锚定物。当然，黄金在现在来说不太可行了。那么，还记得我们之前那篇文章讨论过的“粮本位”思想吗？

粮食本身是可以作为一种货币的。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国家早期甚至用小米来发工资。

实际上就在我小时候，真的亲眼见过粮食作为一种货币在实际当中被使用。那时候很多人拉着一大车东西跑到村子里吆喝“拿麦换西瓜”，“拿麦换桃”之类的。

甚至其他的一些物资，甚至是锅碗瓢盆之类的，都有人吆喝着可以拿麦子来换。

因为小麦这些谷物有很好的属性，它可以长期存储，虽然也就几年吧，但这个时长已经足够久了，足够人把它吃掉或者转手卖出去；而且粮食是硬通货，所有人都需要消耗它。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重，你不可能背着几百斤小麦去跟人交易。但是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用“粮票”这种方式来解决。比如说，由一个强大的信用机构背书，在每一袋粮食上都打一个标签、一个编号，然后发行一张相应的粮食券。这种粮食券很难被伪造，它上面的编号跟这袋粮食是一一对应的。

这样大家就可以很方便地拿着这些粮食券去进行交易，它就能逐渐成为真正的基础货币。因为它背后等价对应着一袋袋粮食，这种货币的币值就会非常稳定，完全避开了人为的货币滥发。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乱时期，一袋袋粮食都是所有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甚至比黄金还要更能穿越历史周期。

也就是说，对于每年我们国家地里的粮食产出（比如现在的1.4万亿斤），我们只要按照一袋袋粮食发行对应数量的粮食券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保持这种所谓的“粮券”货币的稳定。

而我们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呢？按照现在小麦我们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是1.19元人民币一斤，国际上大致可以做到八九毛一斤，我们暂且就假定按1块钱一斤算吧。对应每年1.4万亿斤的粮食产出，我们只要发行相应的1.4万亿元人民币就够了。每一张100元人民币上都有唯一的编号，我们直接把这个编号打到背后每100斤一袋的小麦上面就行了；甚至我们直接认为它就对应着后边这100斤一袋的小麦就行了。只要我们按照小麦的产量发行相等数量的人民币，它背后就对应着实际存在的这1.4万亿斤粮食。

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不搞那么复杂，不产生任何新的成本，只要按照粮食产量相应发行货币就行了，避开了背后那一堆粮食编号、运输和储存的繁琐环节。

这就完美解决了我们货币锚定物的问题。现在剩下最大的问题就是：既然央行把这些相应的货币（也就是粮食券）印出来了，它怎么投放到社会上？怎么公平公正地流通到社会上呢？

还记得我们在文章开头讨论的那个土地兼并和公平分配粮食的问题吗？我们当时讨论的是要把每年国家的所有粮食产出公平分配到每一个人的头上，也就是每个人每年发1000斤粮食，所谓“人皆有所食”。

现在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年发行1.4万亿元对应这些粮食产出的人民币（即我们所谓的粮食券），我们只要把这些钱发给每一个人，就完成了每人每年1000斤粮食的分配。

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因为它是给所有人平均发放，不产生任何行政审核成本，也不产生粮食的运输储存成本。国家也不用为此背负更多的债务，因为央行只要在资产负债表上记上一笔“粮券占款”之类的就行了，跟之前的外汇占款没有任何区别。

事实上，从每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公平公正的。因为很多人并不需要真正的粮食，我们把这1000块钱发到他手里，他完全可以选择去买件衣服、聚个餐，进行正常消费。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把自己分到的粮食跟人兑换成了衣服等生活用品，这是一种非常公平公正的做法。

最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前面花大量篇幅讨论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货币投放机制。它既解决了锚定物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前面讨论的土地兼并相关的分配问题；同时，这种粮食券是没有利息成本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外汇占款一样。

而且，它可以作为源头活水不停地注入实体经济当中，用这种没有负债的基础货币，慢慢替换掉负债端的债务，进而逐步解决我们现在复杂的债务问题，卸掉整个社会的杠杆。

当然，从纯金融的数量级来看，每年1.4万亿的基础货币注入，相对于目前每年二三十万亿的新增社融以及350万亿的存量M2来说，还只是个零头，短期内无法完全替换掉庞大的存量债务。但它的社会心理学意义远大于金融意义。它能构建一张坚实的兜底网，只要这个无负债的活水持续注入，全社会去杠杆的过程就不会演变成惨烈的通缩崩溃。

你可能也会说：“你说了这么一大堆，其实本质不就是直接发钱吗？用发钱来解决我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足问题。”

当然，在实际表现形式上，它确实就是在发钱。但我们说这么多，本质在于它有一套坚实的理论基础，解决了很多复杂问题。它不是盲目地直接发钱——因为没有锚定物的滥发，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不可控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单纯把它理解为发钱。我们给每一个人发的是每年1000斤粮食的食品券，这是真正解决温饱的食物，是国家级的一种兜底保障，保障每个人都有免费的馒头吃，保障每个人都不会被饿死。所谓“发钱”的形式，只不过是它微不足道、但非常有益于我们当前经济的一个“附带效应”罢了。

我们再换个角度看，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难道它一直都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吗？当年早期那些为建国而奋斗的共产党人，他们眼中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能穿越回建国前问那些先驱，什么是共产主义？如果你告诉他们，全国每个人都能有免费的白面馒头吃，那是不是就是他们眼中的共产主义？

要知道那个时候甚至连一些普通的小地主都不是能天天吃上白面馒头的。在我们国家早期建立者的眼里，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有免费的白面馒头吃，那就是实打实的共产主义。

现在我们的工业建设起来了，国家也发展起来了，完全具备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基础。按照我们前面这套方式和理论来看，实现他们心中所谓的共产主义，还能同时解决我们前面描述的各种经济难题，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多方共赢的模式。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不断摸索中迭代演进的。搞公社大锅饭不行，我们就放弃；搞市场经济遇到了新的经济周期问题，那我们就应该尝试调整，想办法解决。我们讨论的这套方法实践，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迈出的坚实一步。

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刚才讨论的这套实践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迭代演进1.0版”，并且给他挂一个代号，称为“人皆有所食”。

当然，为了稳妥起见，结合历史经验，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方法就百分之百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这个1.0版先不称之为正式版，而是先发一个“测试版”，看看到底靠不靠谱。在实践的时候不一下子把话说死，先试点试个三五年，要是出现问题了方便随时撤销调整；要是效果非常好，那我们就直接推行正式版。

我们要意识到，发钱只是一个很小的附带效应。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版”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能极大增强所有人对体制和制度的认同感；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能觉得国家会兜底，保证每一个人能吃饱肚子。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信心传递。使得现在每一个人没有那么内卷，把天天在工作上绷紧的那根弦放松一点，大家的日子也都好过一点，花更多的时间去生活和消费。同样发出来的这部分钱也能刺激带动一部分消费，这样整个经济就会慢慢的变得活跃起来。

另外我们可以再从另一个反面的角度来看一下，也就是说它会助长懒惰吗？就像当年的人民公社大锅饭一样，每个人都会偷懒，我们这个方式会助长这种风气吗？

事实上完全没必要担心。这笔钱额度很小，每个人每年只有1000块，如果指望靠这点钱去躺平，相信没人会愿意。它顶多只能提供啃馒头喝自来水睡天桥的生活标准。能吃得了这种苦的人，市面上的普通工作对他来说难度也算不上大，他为什么不稍微去挣点钱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一点呢？

反而是这笔钱传递出来的“人绝不会被饿死”的安全感，会让大家拼命内卷的心态慢慢放松下来，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两种方式的结合。基础层面，靠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基本的食物兜底；而更高的物质欲望和各类消费品，则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合理分配。它既不是早期尝试过并证明行不通的、强制性的大锅饭均贫富，也不是纯粹欧美式的完全市场经济模式，完美契合了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一方面是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无限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劳动者因受剥削而有效购买力不足。这种矛盾的激化必将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最终引发无产阶级革命。

不过，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不可能一夜之间进入完美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转变之间，必须经历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世常称之为社会主义）。 只有通过长期的制度调整与生产力积累，逐步消除旧社会的痕迹，才能最终过渡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也许我们现在就处于他说的这个过渡时期吧，当初我们尝试过公社制度，结果发现人会变的懒惰，无法调动积极性。反倒是分了土地和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整个社会的活力被激发了出来。这些年我们的物资水平确实极大的丰富了起来。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资本无序扩张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阶级固化和周期性经济困境也日益显现。这种现实促使社会重新审视早期的社会主义探索，甚至引发了对第一代领导人功过评价的重新升温。这表明，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动态调整，不断平衡效率与公平。

马克思对未来的构想毕竟是人为想象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物资尚未极大丰富的漫长过渡期内，人的自私、竞争意识和对物质利益的诉求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而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门槛极为苛刻：

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

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最终超越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也许未来我们能够通过科技进步和自动化，可以把所有人都从基本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吧，进而使得全部人类都可以从事脑力劳动，工作本身就是各凭兴趣，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然而人只要有欲望存在，部分的私有制就不会消失，只不过是大部分物品和服务都变得不再稀缺以至于所有人都可以几乎免费的拥有。但是无论如何人们总会创造出来只有少部分人才能拥有的稀缺资源。到最后这些稀缺资源甚至很可能脱离了物质而只是某种服务，甚至是精神形式上的。

我们社会的进化方向也就变成了，不断的把这些稀缺的资源变成不再稀缺甚至免费的资源。

比如我们现在，食物基本上就已经是不再稀缺的了，而我们通过前面讨论的粮食券，就可以把基本食物直接变成惠及所有人的免费资源，这个制度上确立基本食物免费的行为本身，也足以称之为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了，坐实了所处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名头。

在未来，很可能衣服、房子、汽车这些资源会变得更加的不再稀缺甚至逐渐走向免费，我们可以通过制度上的兜底本身，不断地把这些资源纳入基本的免费保障，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社会主义2.0，3.0等版本。

通过一步步的把这些稀缺资源变的免费化的过程，我们也就找到了向共产主义不断的迭代演进的一条路径，它不再虚无缥缈，而是逐渐在我们脚下变得清晰起来。

稳定增长和相机抉择

我们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对于央行的各种操作，经济学界一直有两种争论，一种是强调按既定规则行事的‘稳定增长’，另一种是所谓的‘相机抉择’

稳定增长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相信人的操作，因为人的操作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差，反而会放大市场的波动，造成一些不合理的影响。我们看最近美联储这一连串不停的操作就是这样，疫情的时候大发货币造成了现在的通胀，然后又疯狂地加息，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地把硅谷银行给拉爆了。这都是所谓依靠人的操作造成的不合理、不该发生的事情。

稳定增长意味着另一种更长远的、不太依赖于人为操作的方式。比如现在各国央行都设置了一个比如2%的长期通货膨胀目标，每年都有稳定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上，以保持市场的稳定增长。

然而，依赖于现在西方这一套所谓的模式——银行不停地通过货币乘数的杠杆来创造货币，也就是通过借未来的钱不停地进行现在的消费，再加上资本的推波助澜，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各种各样的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央行就不得不下场操作，来抑制这些过度的繁荣和萧条，进而保持整个市场的平稳。

有一些激进的经济学派认为，央行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放任这些周期性的泡沫，让市场自己去进行分配就行了。这确实有一定道理，市场会自发地去杠杆。然而在实际的实践当中，各国的央行每到这种经济周期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大规模操作。它的核心本质就在于，要是放任市场去进行这些资产配置，在萧条周期里，大规模的失业和经济泡沫的破裂，会自发地演变成严重的社会性问题，甚至发展成革命和改朝换代。这种暴力的平账方式没有人愿意看到。这就是各国央行不得不下场介入操作的原因，而不是任由这个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

所以对于现在的各国央行来说，基本都是稳定增长和择机操作这两种方式的某种结合，只是大部分央行很容易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操作用力过猛。

虽然我们的央行现在没有设置过类似于每年2%的长期通货膨胀率的明确目标，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每年央行按照粮食产量固定投放的粮食券，本身就是一种长期稳定增长的通胀操作。而且它跟粮食本身是锚定在一起的，能够保持货币的稳定。

按照我们现在350多万亿的M2来说，每年投放进去的这1.4万亿粮食券新增货币，按比例来说，只能增加0.39%左右的通货膨胀率。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跟M2的直接比例，因为我们投放的是基础货币。这些基础货币还可以通过银行借贷这个过程——也就是货币乘数的杠杆，创造更多的派生货币。按照现在8到9左右的货币乘数，这笔基础货币在理论上可以撬动近11万亿左右的广义流动性，相当于为全社会注入大致3%左右的潜在M2增量。当然我们的贷款速度不一定有这么快，释放的也不一定这么多，这是完全无法控制和估算的市场因素。而且中国人喜欢储蓄，物价很可能达不到3%的通胀目标。

但即便是2~3%左右，也是符合长期稳定增长的比率的；而且随着债务的不断化解或者M2的不断增多，这个比例甚至会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投放方式都符合各国央行主流的稳定增长比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跟粮食价格绑定的“粮本位”带来的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它反而成了一个稳定的附加效应，不用央行进行额外的操作，就能间接地达到这种目标效果。

如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到之前讨论过的地方债务。

就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我们完全可以指望市场上进行自发的操作，慢慢把地方政府的债务转移到中央政府上面。也就是说，类似于现在中央政府大把地发行国债，然后投入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钱不停地流到各种工人和地方政府的手里，慢慢让他们把债务给还掉。

但目前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慢了，指望市场自发调节根本来不及。而且这大量的基建项目并不会均匀地惠及每一个地方，获益的只是少数一部分区域。再加上在这些钱流动的过程中，转化为地方税收的过程非常缓慢。在这一切能够解决问题之前，我们的地方政府很可能就已经被各种利滚利利翻利的债务漩涡给拖垮了。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找一些技巧或者手段，想办法尽可能把地方政府手中的这些债务给化解掉。

当然，谁欠的债谁自己还，不可能中央政府直接发行国债替地方政府把钱全还了，这样太不公平了。那些当初肆意挥霍浪费的地方政府，要是被中央政府这么兜了底，反而是变相鼓励各地继续乱花钱。

所以我们还是要让地方政府各还各的债。但是，我们只要能够把他们的利息给去掉，避免他们陷入利滚利、利翻利的死循环就好了。无论如何，只要能有点财政收入，他们就能把本金还掉一部分，慢慢地就能把这些债务给还完。

那该怎么操作呢？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可以先按每个地方建造的各种公共设施——比如说道路、公园这些很难产生利润收入的基础设施——进行资产价格评估，具体操作标准可以列得更详细一些。把这些资产估出一个大致的价格之后，给每个地方提供一种所谓的“免费公共基础设施债务置换额度”。我们这个操作只针对这些免费的公益性设施；对于那些本身能够盈利的，比如像高速公路和地铁，还是丢给地方政府自己处理，利用债务和利息倒逼他们想办法去盈利，不可能无限制地替他们兜底。

然后，让每个地方政府按照这个债务置换额度，在中央政府的名义下发行国债，这些国债和相应的利息依然由他们自己去偿还。

那你可能会问了：这种变相以中央政府名义发行的国债，除了利息可能会低一点，剩下的完全还是自己的债务，偿还者也依然是自己，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接着看接下来如何操作。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央行出场了。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央行是不能直接下场买这批新发国债的。但是，我们可以随便找一家国有大行把它买下来，反正现在大部分国债本身也就是他们在买；然后央行再从二级市场上，从他们手里把这部分国债买下来就行了。整个过程跟央行平时的常规买债操作没有任何区别。

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对这批国债支付的利息，现在变成了央行的利息收入；而央行的利息收入，按照规定是必须全额上交给中央政府的（确切来说，是除去支出后的利润，比如要为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后面我们再详细讨论这个）。中央政府拿到了这笔利息收入之后，不要挪作其他用途，直接拿来偿还这笔国债的本金就行了。

于是整个这一轮操作下来，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成功把地方政府这批国债的利息负担给去掉了。虽然地方表面上还在按正常流程支付利息，但这部分利息转了一圈，直接被拿去冲抵了本金。也就是说，他们的债依然是债，表面上还要一直付息，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利息成本了，所有的支出全变成了偿还本金。

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看起来吃亏的就是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把自己原本该收到的那部分央行利润，拿去替地方政府还债了。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中央政府替地方政府的一种变相兜底，替他们把利息给免了。

然而你也可以认为，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付出任何额外的真金白银。因为这批国债是新发的，是央行新买下的，所产生的央行收益原本就是新增出来的。如果央行不去买这批国债，中央政府本来也没有这笔额外收入。所以在这套闭环里其实没有人吃亏：地方政府免除了利息压力，中央政府没有额外掏腰包，而地方的中小银行也因为这批国债的置换补充了流动性资金，避免了破产的风险，也没必要天天想方设法高息揽储了。如果这种方式能把存款利息逐渐降下来，反而还会进一步减少它们的资金成本。

这个过程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央行买国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所以一定要严格控制每年操作的货币总量，不然很容易造成一下子涌入市场的货币过多，引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所以前期为了稳妥起见，鉴于现在央行每年通过MLF等向商业银行贷款的方式向市场投放的钱大概在两万亿左右，我们完全可以逐步压缩甚至替代掉这种再贷款和逆回购之类的相关操作，转而使用这种方式来投放基础货币。它跟之前央行漫无目的买国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种方式可以直接抹掉地方政府相应债务的利息负担，而且精准的把钱滴灌到了地方政府和中小银行手里。

而这种方式本身就会促使MLF和逆回购之类的央行放款减少，因为地方中小银行拿到了政府的还债资金，资本更加充裕了，就没有必要向央行贷更多的MLF或者逆回购了，而这部分钱本身是要支付一定利息了，中小银行虽然短期内损失了一笔政府贷款的利息收入，但同时MLF和逆回购之类的利息也不需要支出了。另外地方政府的资金流动了起来，也有助于减少他们坏账的产生，避免了中小银行被坏账拖垮倒闭。

那你现在可能会说了：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稳定地投放货币，我们为什么还要发“粮食券”呢？

重点就在于，这部分货币对应的是各个地方政府的负债。既然是债务，那就必须要还。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虽然一直偿还的利息实质上是在还本金，但从实际现金流来看，还债人手里的钱是在不停流走的，他们在还债的过程中钱只会越来越少。而这些钱不停地流回央行手里，等于货币又被央行回收了。这就相当于央行只是借给他们一批国债额度，转了一圈资金又流回了央行，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源头活水，地方并没有从外部赚到更多的净收益。而要真正把这些债务还上，地方经济必须有从外部获得真金白银的新增现金流才行。

我们之前讲的那种“粮食券”，才是帮他们把债务彻底化解掉的源头活水。央行的国债置换操作，目的只是把债务“挂起”、让地方不用再承担利息，换取更长的时间与空间；而地方并没有因此平白得到更多现金。所以，只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券注入，加上央行的国债操作争取到的喘息时间，让地方慢慢通过税收来盘活本地资产，才能逐步把债务本金给彻底化解掉。

我们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一个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县城，这种粮食券每年都会向这个县城注入几亿元人民币。这种无差别向每个人手中发钱的方式是非常公平的，能够完全按人头平均摊派到全国所有的地域上。而这些钱大部分都会转化为本地的消费和储蓄，带动本地的经济活力；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能获取更多的税收等财政收入。再加上央行挂起的那些零利息债务，无论如何，地方通过税收赚来的钱每年都能还上一点本金。也就是说，他们的债务只会越变越小，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利滚利、利翻利，越还欠得越多，被债务利息活活拖垮。

当然，除非他们依然极度入不敷出，非要靠借更多新债来维持庞大的开支。对于这种情况，就必须逼他们自己想办法，去削减那些不必要的开销。面对盲目扩张，我们绝没必要无限制地为他们兜底，只能寄希望于这种不断流入的外部活水，加上他们自身的改革调整，不断优化财务状况，在若干年后迎来一个正向收益的转折点。

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过去传统的“城投+地方城商行”模式。趁着现在化债的契机，最好尽量让它们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毕竟现在的城市建设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国家也已经进入了大基建的尾声阶段。

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地方城投在试图“接管一切”。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种普通的经济活动当中，不再仅仅局限于搞城市基建。这就好比每个地方都想抓自己的产业，看到别人搞什么，自己也要搞招商引资、给各种优惠补贴，甚至直接自己掏钱倒贴。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模式。一方面这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根本不懂这些具体的行业运作，贸然下场极易亏损，甚至会有大量骗子盯上他们、专门套取各种补贴。

所以说，城投和地方政府还是尽量退出这些普通的竞争性经济领域，不折腾就不会亏钱。地方政府投资一项产业，最核心的出发点往往是就业、税收和政绩，这跟市场上那些纯粹专注于商业盈利的私营企业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竞争维度上。也就是说，他们在纯市场博弈中是很难赢的，除非靠行政命令去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这就又催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山头壁垒，跟我们希望构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完全相悖的。

其实现在的这种苗头就很不好。只要看某个产业稍微有点前景或热度，各地政府就会哗哗地一窝蜂大量涌入，什么热大家就挤破头去做什么。

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可能就是这些地方政府知道自己欠的那些贷款很难还上。不停的发了疯的似的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真正能够产生利润的行业，来使自己从这个债务漩涡里解脱出来。就像之前那些有问题的房地产厂商都跑去造汽车一样，因为他们意识到依靠房子这个不停的借贷圈钱的循环无法持续了，是不可能还上去债务的了，只好去找新的增长点。于是就拿着手里的这些大量的资本去造车，进入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业想办法使自己解套。而现在我们的地方政府也有一些这种苗头。

所以，我们绝不能放任地方政府去接管那些本该由市场资本去干的事。专业投资这种事，还是要交给专门的市场资本去干。商业投资能赚钱的毕竟是极少数，政府没必要去眼红。政府追求的是社会稳定、兜底基本民生，以及维护规则和公平。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亲自下场搞投资，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巨亏。让民间资本去做，他们赚了固然可以挥霍消费，但一旦亏了那是他们自己承担风险上天台；可如果是地方政府亏了巨款，而它又不能破产倒闭，最终只能拖垮国家财政。

所以在我们推进这些化债操作的同时，一定要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政府的商业之手不能无限制地伸入各种民生竞争行业。上层的商业经济系统，还是丢给民营资本去做吧，政府躲在后面做好监管、依法收税就行了。亲自下场既吃力不讨好，折腾来折腾去亏损的概率也是最大；唯一在这中间获益的，可能就是在这些项目资金流动过程中滋生出来的腐败，让地方权贵中饱私囊——而这恰恰是我们国家现在正在极力打击和避免的。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进，不管是粮食券的持续输入，还是央行置换的免息国债，无论如何都能极大地充实地方中小银行的资金。有了这些资金托底，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就变得更强了。对于那些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窟窿太大的地方，把城投推出去依法破产清算，甚至让个别资不抵债的极度高危中小银行，在存款保险兜底和监管有序接管下安全出清退出，也是可以承受的，因为这时候整个国家的系统抗风险底盘足够厚了，不会再引发全行业的恐慌性挤兑。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风险。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往往会有资本趁机低价收购优质资产，这在西方经常发生。但在我们国家，现在低价接盘这些资产的，恰恰就是地方政府。因为当前倒下的大多是房地产等私企，地方政府顺理成章地直接接手了它们留下的资产。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手里的资产越来越庞大，甚至到了要接管一切的地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接盘之后还会推行各种各样的地方保护主义。比如某些地方接手了私企的长租公寓，转手就出台规定，要求必须有本地社保才能租住。这就人为造成了地域隔阂与流动壁垒，长远来看，必然会滋长出形形色色割裂市场的地方山头主义。

所以，还是要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尽量减少政府在竞争性社会经济当中的比重，让他们回归到基础设施建设者、公共服务兜底者以及规则规范管理者的本职角色中去。

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之所以成功激发了经济活力，靠的就是把大量不怎么盈利的国企甩给民间去承包。可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却在做完全相反的事，试图不断回头去接管一切，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

总的来说，在我们这一套化债以及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方案中，不可避免地会给地方政府提供大量的弹药和喘息机会。因此，我们必须同步规范他们的权力边界，绝不能让他们再像以前那样无休止地大肆举债乱搞。如果不下重手解决‘借钱不用还’的道德风险，这种化债操作只会鼓励他们未来搞出更大的烂摊子。要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更多地把具体的经济活动交还给市场，让市场更好地去做资源配置。

而国家真正的核心目的，是提供最底层的兜底保障——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人皆有所食”，保证底层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挨饿。甚至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国家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免费民生保障，比如免费的基本餐饮、免费的基础住所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后续可以不断地迭代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版、3.0版”。

保障了底层的生活，至于更上层那些五花八门的欲望，就放手交给市场经济去折腾吧。到那时候，无论宏观经济是萧条还是繁荣，只要普通人有吃的、有住的，那就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国家和社会就会保持稳定。剩下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生活享受，繁荣的时候就多一点，萧条的时候少一些，但无论如何，绝对不至于让人没了活路。

操作上的闭环

对于之前的这些操作，如果你有很好的经济学常识，可能就会提出类似下面这几个问题：

首先，这些粮食券只解决了发行的问题，也就是向市场上投放货币的问题。那如果将来遇到了问题，需要把这些货币从市场上回收掉，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很简单。按照我们之前提到的，每个央行都有一个固定的比如2%的长期通胀目标。这些货币本身就是为了维持这个长期通胀目标而持续投放进市场的，回收的必要性其实并不大。

另外，如果真要回收的话，方式也很直接：比如说国家通过税收使财政有了盈余，这些税收盈余本身就可以直接还给央行，央行直接在“粮券占款”上冲销相应的数字，就完成了货币的回收。

再者，如果真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随时可以发行一笔国债，直接拿国债把这部分粮食券还掉。这样就实现了短期内大规模的货币回收，从而完成市场的操作和调整。

另一个问题是：除了粮食券这种基础货币以外，央行每年买多少置换性国债合适？以及如何控制市面上因无法预估的货币乘数而导致的货币波动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可以直接把MLF之类的这些工具换成免息置换性国债的操作。我们每年可以先进行少量尝试，比如先发个一两万亿的置换性国债，观察一下市场的反应、真实的M2增长以及CPI物价的变动，然后再决定下一年能够投放多少。如果通胀不太严重，可以稍微多加一点；但绝不能一下子投得太多，否则会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此外，如果每年几万亿的基础货币投进去，市场上疯狂通过货币乘数加杠杆、造成信用过度扩张的情况，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不停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就是我们在一二十年前、外汇占款不断激增时所做的事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能降低货币乘数，直接就把这些杠杆率给拉下来了。

实际上，保持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是一个很好的制度约束，甚至有经济学家提出过100%的存款准备金率方案，以此来彻底防止商业银行通过信贷创造货币，从而避免引发各种繁荣与萧条的周期。

当然我们没必要这么激进。慢慢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到20%甚至30%其实都可以，这样就把货币乘数的杠杆降到了两三倍或者四五倍。按照我们目前的操作进度，可能需要几十年都不一定能达到这种状态。

在我们国家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高准备金率反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这些年不停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上都是被现有负债驱动的经济模式逼得不得不降，纯属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货币除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易属性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属性，就是它能够储存你以往的劳动价值。比如你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存了一笔钱，这笔钱实际上就是你过去几十年辛苦劳动价值的一种储存。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或服务，把自己过去的劳动价值兑现出来。

而中国人面对几千年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养成了储蓄的习惯，倾向于通过储存过往的劳动价值来抵御未来的未知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一直这么高——尽管现在的M2规模已经如此庞大，大家还是把钱存进银行里，并不怎么拿去消费。

所以，按照我们现在强大的工业制造产能的对冲，再加上民间的储蓄偏好，投放到市场上的这些钱大部分都被大家储存了起来，并没有直接转化成流通中的有效购买力。所以我猜测，即便我们每年投入几万亿的基础货币，也很难掀起什么太大的水花，物价大概率能保持稳定，甚至继续微降都有可能，当然这个谁也说不准。

如果我们先尝试性地投放一笔钱，观察下来发现并没有引发物价上涨，同时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又有效控制住了货币乘数的杠杆率，那么为了解决眼下庞大的债务问题，多投放一些置换性国债是完全可行的。毕竟置换性国债投放得越多，地方政府被置换掉的高息债务负担就越轻。

其实在这里我们还要探讨一下银行借贷端的债务的真实分布比例问题。我让AI简单检索整理了一下，大致能得到下面这些数据。明面上看，城投的债务只有四五十万亿，但是要注意这里不包括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而且他们还有一些隐形债务没有放到明面上。后面三十万亿左右的商业银行自营购买的债券应该也算到政府的头上。因为这个表是我随手让ai整理的，不一定准，我也没有去核验校对，主要是我们大致能获得一个约略的感受就可以了。

另外出人意料的是央企国企身上的借贷也有七八十万亿之多。

这份数据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准确，毕竟很多地方可能存在未完全统计的隐性债务，而且只是银行信贷对应的部分，国债之类的并不包括在内。但它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大体的估算参考。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我们当前不管是国企、地方政府，还是民营企业和个人，都存在着极其庞大的债务，大家几乎都在靠着借贷而生。

私企和个人这部分，可以慢慢走破产重组程序，把泡沫一点点挤掉。只要这个出清过程是有序的、渐进的，随着源头活水慢慢流入经济体中，商业银行能抵御住坏账风险就好了。而且有了粮食券的发放，大家的压力也会稍微小一些。

但对于这些城投和地方政府，虽然出于整体稳定的考虑，按照刚才我们说的无息置换性国债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兜底，但也绝不能毫无节奏地任由他们一直靠着借贷像僵尸企业一样存活下去。必须要有相应的机制促使这些资产想办法产生利润，这样才是可持续的、长远的。甚至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不盈利的国有资产，完全可以效仿当初改革开放初期的做法，让私人去承包经营，慢慢把它盘活以实现盈利。

而占到七八十万亿的国企央企，这个可以暂时先拖着不用管，毕竟他们有能力向大型银行借到低息贷款，不像地方政府那样严重到都发不出工资了。而且很多企业都是优质企业，只有一部分经营困难，还是要想办法盘活资产，尽量盈利。

总而言之，还是要有一套市场出清机制。我们现在想办法去救助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绝不能演变成无休止的无限兜底。市场化破产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让人心存敬畏，持续淘汰掉那些没有效益的僵尸企业和问题公司。

准备金利息

之前我们讨论的这些操作看起来很美好，但在现实当中却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导致央行买国债的利息不能被完美的消除，而是有一个微小的利息。它的根源就在于，现在的央行要对准备金支付利息。

1913年美国通过《联邦储备法》 ，确定了当时的美联储不对存款准备金支付任何利息。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了将近100年，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才逐渐被美联储抛弃。

美联储08年调整后的这个利息，现在统称为IORB。它之所以要给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是因为想获得一个能方便调控市面上利率的机制。

按照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理解，你可以把商业银行看作一个个“钱庄”。这些钱庄每天都有海量、多样的资金操作需求，资金很容易出现紧张。周转不开的时候，通常都要找同行去借。同行之间互相借款的利率，就叫做同业拆借利率。

如果这时候美联储站出来说，你把钱存到我这里，我给你支付5%的利息。那么对任何一家银行来说，它就绝不可能以低于5%的利率把钱借给其他银行。因为美联储背后是美国的国家信用，把钱存在美联储没有任何风险，极其稳定安全。也就是说，美联储想加息，只要把这个 IORB 利率上调就行了。调整之后，它就成了市场上的“地板利率”，美联储借此就能自然而然地调控市面上的利率。

当然，仅有这一手还不够，因为美国除了银行体系之外，还有极其庞大的对冲基金等非银资本体系。所以美联储又搞了另一套工具，叫做隔夜逆回购机制（ON RRP）。美联储对这些资本说：你们可以把钱借给我（也就是买国债逆回购），我同样给你们支付5%的利息。这样一来，市场上就没有任何一家基金愿意以低于5%的利率把资金借给别人了。

所以现在新闻里常说的美联储加息，核心就是靠调整这两个利率，只要把利率调高，它就构成了市面上利率的绝对地板。通过 IORB 和ON RRP，美联储就获得了对市面上几乎所有资本利率的绝对控制权。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了：那降息的时候怎么办？如果美联储只是降低了这两个利率，市场上的利息不跟进怎么办？

这其实更直接。因为市场上准备金极度充裕，美联储想降息，只要直接把IORB和ON RRP这两个付息地板统一下调到3%，银行和基金存放资金的机会成本变低，市场上互相拆借的利率自然就会顺水推舟跌到3%附近

那你说他们就是硬撑着不降怎么办呢？前面我们说过银行资金不足时会互相借钱，如果它们互相借钱的拆借利率现在是5%，而美联储想把利率降到3%，它只要对这些银行说：你们直接来找我借钱，我按3%的利率借给你们。既然找美联储借钱只要3%，那市场上的拆借利率自然就撑不住5%了，只能跟着往下落。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再贴现窗口”，国内常见的SLF MLF等工具其实也是类似的逻辑。

现在你可能会接着问：既然如此，这个存款准备金利息，又是怎么影响到我们之前说的“央行下场买国债、再把利息收入上缴政府，从而彻底免除国债利息”的操作呢？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假如市场上有一笔几年前发行的美国国债，当时的票面利息是2%。现在美联储亲自下场把这笔国债买下来，那美联储每年从这笔国债上获得的收益就是2%的利息。既然买下来了，这2%不就是美联储的净收入吗？美联储还能有什么其他支出呢？

事实上，这种想法忽略了货币的流向。美联储花钱把这笔国债买下来的同时，意味着它向市场上投放了等额的基础货币。这笔钱几经流转，最终大概率会被存入商业银行，变成银行体系里的存款。

按照银行的运行机制，这些存款中有一部分要作为法定准备金锁在央行，

现实当中，比如准备金率是5%，银行一般不会向央行只存放所有存款的5%作为准备金，而是多一部分比如说6%的钱存到央行。

所以这笔准备金一般分成两部分，5%那一部分叫法定存款准备金，多出的那1%我们则称作超额准备金。

因为考虑到各种跨行支付结算的问题，一家银行的总存款会不断的增多减少，相应必须存在央行的准备金多少也会随之变化，多出这一部分就是冗余量避免来回向央行转账。他们跨行互相转账的时候只要通过央行对他们各自的这笔准备金进行相应的划转记账就行了。

目前中国的体制是对这两笔钱分别付利息的：法定准备金利息现在大概是1.62%，超额准备金利息是0.35%。

而美国在2020年将法定准备金率彻底降到了0%，也就是说存在它那里的钱全部都算是超额准备金，它的利息也就是前面说的 IORB目前是3.65%也就是说大概不到4%吧，前两年曾经飙升超过5%。

现在回到我们刚才的例子，美联储为了买这笔2%国债而印出来的钱，最终回流到银行体系，如果银行把它又存到了央行成了准备金，美联储反而要为这笔准备金倒贴支付3.65%左右的利息

这就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美联储手里持有的，大多是早年超低利率时期买入的1%到2%的国债，而在过去的几年负债端却要按4%甚至5%的高息给各家银行付准备金利息。这种严重的利差倒挂直接导致美联储自身陷入了巨额亏损、入不敷出，非但没法帮财政免除国债利息，反而已经连续好几年没能向财政部上缴过一分钱利润了。

事实证明，只要华尔街这类精明的资本机构存在，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利用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潮汐、利用加息降息的利差波动来套利收割。客观上，这些资本家绝不会像政府期望的那样去平抑经济周期，反而会推波助澜、大发横财。海量的社会财富最终都被他们掠夺走了，而在这一群算计极深的对手面前，决策迟缓的政府机构根本博弈不过他们。

那美联储为什么明知亏本，还要硬搞这套准备金付息机制呢？

说实话，我也觉得他们是在瞎折腾。按美联储自己的官方说法，08年危机后，他们不得不向市场上注入极其庞大的现金流动性，而这股天量流动性会直接砸塌市面上的利率、把它打到零附近；美联储为了重新掌控利率话语权，才不得不设立了这个为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地板机制”。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套托辞罢了。美国以前那套不对准备金付息的体系平稳运行了将近100年，而那100年恰恰是美国建立全球霸权最鼎盛的时期；反倒是08年改了这套规则之后，美国逐渐显露出了帝国末期的风雨飘摇。

当年如果真担心市场流动性过剩导致利率崩盘，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大量发行国债把市场上泛滥的热钱吸收回来，然后存到美联储账户里注销流动性；或者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直接把钱锁死在银行里。

甚至从更宏观的格局来看，如果当时资金利率那么低，他们的财政部和国会为什么不趁机借着低息大搞全国基建呢？这简直是一举多得，既能把这笔钱给吸收利用起来避免大量的流动性货币一下涌入市场。更是能把美国锈迹斑斑的破旧基础设施彻底翻修升级，拉动国内经济，说不定还能顺势把本土制造业和产业链重新带起来。而且基建雇佣的是蓝领工人，这等于把这笔钱通过工程承包流到他们的手里，减小了贫富差距，奖励了辛勤劳动，降低了失业率。

然而他们非要折腾出一套通过“补贴存款利息”来回收流动性的机制，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在拿国家信用公然补贴华尔街资本，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事实上一直有美国政客猛烈抨击这一点。我们只能说，帝国末期往往就会出各种各样的幺蛾子。

我们先抛开美国，回头看看我们国内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国家对准备金也要支付利息呢？

首先，我国的央行体系在诞生之初还不够成熟。最早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后来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是从人行分立剥离出去的。它们刚成立时资本金底子薄弱，同时还要把很大一部分资产作为准备金上缴央行。为了让刚成立的商业银行能够更好的存活，央行才决定给它们的准备金支付一定的利息。这在当时可以理解为央妈给刚出生的孩子们喂的一口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壮大，这个利息其实一直在不断往下调，直到降至目前的法定准备金利息1.62%、超额准备金利息0.35%。最近的一次下调是在2020年左右，当时将超额准备金利息从0.7%降到到了0.35%。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看一下国内央行调控利率的核心机制。

正如前面所讲，超额准备金利息就是整个市场利率的“绝对地板”。银行只要把钱存在央行，就能稳稳获得0.35%的利息，市面上的存款利息理论上不可能比它更低。如果央行把这个利率提到5%，那所有银行存在央行就能躺赚5%，市面上的利息自然也绝不会低于5%。所以央行想加息，只需上调这个利率即可。而且我们国家的绝大部分资金都在商业银行体系内部，不像美国那样有着庞大复杂的场外基金体系，因此我们完全不需要搞一套像 ON RRP 那样的复杂机制。

既然超额准备金利息是“下限”，那利率的“上限”在哪里？

前面提到，银行就像钱庄，自身资金周转不足时会向同行拆借，同业拆借利率基本框定了市场的基准利率走向。假如银行之间拆借的利率在2%左右，此时央行站出来宣布：“都来找我借，我按1%借给你们。”那商业银行自然会全部转向央行借款。在我国，这个操作就是 SLF和七天逆回购。这个操作利率基本上确立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

一般来说，银行能够找同行借钱的话，一般不去找央行借。央行的贴现窗口在平时是带惩罚性的“上限借款通道” 。你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家银行天天去找央行借钱，那很可能说明其他银行都不借给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家银行的经营状况存在问题。

综合来看，超额准备金利率决定了利率的地板下限，央行逆回购和 SLF 利率锁定了上限。 中间这个上下浮动的利率走廊，就是各大银行资金博弈的实际区间。央行只需牢牢拿捏这两个支点，就能在宏观上掌控整个市场的利率。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既然美国在08年之前的近百年里不对准备金支付一分钱利息，那他们当年是怎么调控利率的？

答案是，他们当年并不直接对市场利率调控，而是通过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调整准备金率等一系列常规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向市场投放货币”或“回笼流动性”来间接引导利率。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传统方式反而更好。因为它对市场利率的直接冲击较小，利率会在流动性的微调下随着时间缓慢平滑地涨跌，从而实现政策目标。这种间接、小幅的波动更加稳健。反观现在的欧美央行，自以为拥有了更强横的调控工具、对市场的影响力更大，来回一顿猛如虎的骚操作，反而折腾出一堆问题。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能够直接控制利率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美联储现在把利率维持在高位，很大程度上是被逼无奈。因为美国本土已经基本丧失了完备的制造业能力。如果美联储不通过极高的存款利息进行硬撑补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势必会剧烈升值，而那将直接导致美国普通人采购日用物资的成本大幅上涨、恶性通胀抬头。

即便是在当下，我们国内的大额存款利率已经降到百分之一点几，而美国大部分银行的利率高达4%左右。如果中国资本可以无门槛自由外流，各路资金恐怕早就扑到海外去吃这高达几个点的无风险利差了。

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哪怕顶着如此巨大的利差，人民币汇率依然保持着基本稳定；近一两年我国的外汇储备甚至还逆势保持了一千多亿美元的小幅增长。这背后是我们国家常年创历史纪录的庞大贸易顺差。即便美联储把利息拉爆了，也拦不住他们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

按理说人民币升值对他们并非全无好处，因为中国商品一旦变贵好几倍，倒逼之下他们就不得不考虑把工厂搬回国内自己生产，这就是他们朝思暮想的“制造业回流”。然而制造业的重建绝非一两年之内就可以完成的，在本土制造业能够承接国内消费需求之前，社会民生产生的问题早就把整个国家拖垮崩溃了。这也是他们不得不一直强行加息的部分原因吧。他们已经错失08年左右的那个转型窗口期了，现在再想弥补，成本和阵痛高的不是一点半点。

先不讨论他们了，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吧。

无论如何，我们目前现行的法定准备金利率（1.62%）和超额准备金利率（0.35%）是客观存在的。按照我们前文推导的逻辑：只要准备金付息不降为零，那么央行下场买国债，就无法做到100%冲销政府发行国债的利息负担。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设想的那种“地方政府用超长期无息专项国债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操作，其利率就绝不可能真正做到0%。因为央行买国债释放出来的新增货币沉淀为准备金后，央行必须扣除这笔硬性的准备金利息支出（1.62%与0.35%）。

按照我们目前的准备金规模，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一下这个平均的利息大致有多少。

按照这个表格，对于每一笔现在市面上的钱，大约有5.9%按照1.62%的准备金利息支付，1%左右按照0.35%支付，我们平均算下来，平均的利息就是0.1%左右。

也就是说，央行平均要为市面上的每一笔存在银行里的钱大致付出0.1%的准备金成本。

这意味着，在现行付息体制下，我们再怎么运作，也只能把实际利息成本压到0.1%上下，而做不到绝对的0%。

甚至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粮食券”的货币投放方式——只要这笔资金最终沉淀回银行系统，央行同样每年要为此支付0.1%左右的平均利息成本。只要准备金付息机制不取消，上述两种设想就无法在金融闭环上做到完美执行。

顺便提一句，当年的“外汇占款”时代，准备金率和准备金利息比现在高多了，这部分钱要付出的相应利息成本岂不是更高？核心的不同就在于，虽然当时外汇占款也是要支付准备金利息的，但这笔钱还实打实的对应着相应的美元外汇储备。央行并没有让这笔外汇趴在账上睡觉，而是转手拿去买了美国国债。美债稳定的投资收益，覆盖并抵消了国内支付的准备金利息，甚至要是按照现在5%的美国国债利息，简直是赚大了。

正如前面强调的，美国在08年之前的整整100年里，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全部都是0%，而这100年正是他们最强大的100年，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正是这种好的方式正是他们百年霸业的支撑点之一呢？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借鉴他们巅峰时期的制度红利，而去效仿他们08年之后在帝国末期的各种畸形骚操作呢？

更核心的痛点在于，我们前面反复讨论过，目前国内庞大的350万亿 M2，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存款利息。 这些存款利息的刚性支出，银行为了保持它的净息差，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转嫁到了负债端的另一头——变成了实体经济沉重的贷款利息。

这笔重担最终压在了谁的肩上？压在了实体制造企业、地方城投平台，央企国企私企，以及背负房贷、信用贷的普通老百姓身上。整个社会的生产主体和奋斗者都在背负这笔沉重的大山。

即便只按1%的平均存款利息来粗略估算，350万亿存款每年也要凭空产生高达三四万亿元的纯利息，这些钱发给了那些资金拥有者。这种利息机制本质上是在拖累负债端的政府和国企私企、变相补贴资本拥有者，钱越多的人吃到的利息越多，它拉大的是全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不是缩小。

所以我们前面无数次呼吁，必须将存款利息逐步压低，甚至降为零。只有把存款利息打下去，全社会的负债成本才能真正降下来。而决定商业银行存款利息绝对底线的，正是央行支付的准备金利息，确切来说是0.35%的超额准备金利息。

如果我们直接将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利率全部降至0%，那就意味着这个利率地板不复存在，商业银行在不断的调整中就可以至少降低0.35%的利息，而他们获得这部分准备金的收入按照我们前面估算的大致在0.1%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操作反而对商业银行是有利的。虽然银行失去了一笔央行付给的准备金利息，但以此为契机打破存款利率的地板，能为商业银行全面压降负债端（存款）成本扫清障碍，从而在整体上稳定甚至拓宽银行的净息差空间。

随着时间的增长，甚至能够慢慢引导商业银行将长期利率降到0，这部分利息支出会转移到贷款利率上面，最终使得总的贷款利息大致降低1%左右。

哪怕只看0.35%利差空间，作用在350万亿的庞大体量上，每年就能为整个实体经济硬生生省下一万亿多的利息支出， 负债端的压力就能释放一大截。

最关键的是，一旦这两个利率归零，我们之前设想的“央行下场买国债进行无息债务置换”就彻底具备了操作可行性！

虽然央行买国债向市场上注入了资金好像是在放水，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地方政府拿到这部分国债之后，会把他交给中小银行用来偿还之前的贷款，而中小银行有了这笔钱补充了资金，就会减少对央行MLF之类的借贷，在理想模型下，它并没有增加央行向市场放水的绝对总额。

但是它却解决了央行之前买国债不能精准传到各个中小银行的困境。而且在这一来一回的闪转腾挪之间，长期压得地方喘不过气来的债务利息包袱，就被卸下来了。

而这个债务置换的过程是一年一年缓慢进行的，中小银行还有一定的贷款收入。另外这改善了社会上的欠债人的状况，中小银行反而减少了坏账，越来越健康，而不是逼着市场到达到一个临界点直接整个金融系统原地爆炸。

在以往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期，实体市场到处有利可图，大家有强烈的内在动力主动向银行借钱加杠杆、扩产投资，进而赚取更多利润。那个时期的全社会，具备自发加杠杆和主动负债的内生驱动力。

但时至今日，全社会的各个主体身上都背着沉重的负债，而市场上真正赚钱的实体赛道却寥寥无几。到处是激烈的存量内卷，各行各业的利润被压榨殆尽，叠加降薪裁员的大环境，大家手里都缺钱。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矛盾，是全社会不堪重负的还债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行如果继续沿用以前那套“以贷款为导向”的投放模式（比如依靠 MLF 和逆回购释放资金），本质上是在鼓励本就虚弱的肌体继续负债；而准备金付息制度，更是进一步加重了整个负债端的刚性成本。

而当通过粮食券和无息债务置换我们换了一套全新的底层逻辑，整个央行向市场注入信用的方式，从“倒逼主体加杠杆”，转变成了“为实体经济减轻债务压力、提升还债与造血能力”。

也就是说，在央行总体放水量大致不变的前提下，我们把“驱动负债为主”的货币投放方式，切换成了“驱动还债与减负为主”的投放方式。这么一来一回，整个社会的负债压力就得到了减轻。

当然，我们凡事都讲稳定起见，这些操作也要按部就班地释放。比如利息可以一步一步降，无息置换国债可以分期分批推进，逐步的观察效果并调整。

最后，可能很多人还会担忧，把准备金利息降为零，会不会冲击人民币汇率呢？

这种担心应该是不必要的。现在美国的那边的存款利息大致在4%左右，而我们只有1%左右，在如此巨大的倒挂利差之下，人民币汇率依然保持着稳定，外汇储备甚至还在小幅增长。如果未来我们的利率从1%降到0.5%甚至更低，对比来看，1%对4%和0.5%对4%，在资本套利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微。

汇率的真正底气，是中国无可匹敌的工业制造实力在货币层面的自然映射。即便我们的名义存款利率长期趋向于零，伴随着庞大的顺差与全产业链统治力，我们该担心的反而是人民币对全球信用货币的长期走强的趋势，因为这会反过来拉高出口货物的价格，降低我们的出口竞争力。

其他

最后，我们再探讨一个更长远的问题，也就是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忧。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拥有极其强大且规模庞大的工业产能，在现阶段，不要说每年投进去几万亿，就算投进去几十万亿，在我们庞大的工业产能面前也很不难被消化掉。也就是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反而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还债与通货紧缩形成的恶性循环。因此，眼下的这套方案恰好是能解决我们当下核心困境的。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跟现在的美国、以及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区别。我们拥有强大的实体工业产能来吸收这些额外的货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的处境更像当年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情况。这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因为拥有全产业链的工业能力，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令世界各国羡慕的资本。能通过注入流动性来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可是，如果未来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变得懒惰了，像现在的美国人一样丧失了大部分工业生产能力，那该怎么办呢？通胀是不是也会慢慢脱缰、越来越高？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坦白讲，这个问题可能谁也没法彻底解决。但至少目前看来，这可能还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事情了。时间跨度的长短，取决于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以及他们是否会变得懈怠。

不过我们唯一的一个优势在于，现在的科技正在飞速进步，人工智能和各种自动化技术突飞猛进。很可能几十年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人类亲自去承担各种脏活累活和繁重劳动了，那时候整个社会将直接迈入科技自动化带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未来社会。

当然，我们还是别操心这么久远的事情了吧。未来的变数实在太多，子孙后代长成什么样谁也掌控不了。我们当下能做的，无非是尽可能多地向他们灌输勤劳奋斗的理念，除此以外，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最后，就像以前说的，这都是一些我个人的想法观点，很多地方也许存在着错误和问题。而且我本来也觉得想法不够成熟，不过确实已经到了值得分享出来程度，不能一直的拖下去了。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思路和启发，集思广益

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与日常使用的显示器做一个对比，同样是二维平面，为什么镜子能够呈现完全等同于真实三维世界的信息，而显示器却只能呈现一张二维平面的画面呢？即便我们把场景渲染成3D效果，也很容易分辨出二维显示器上的画面，这与镜子反射的景象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观察一下显示器的底层结构。如果用放大镜细看，屏幕其实是由一个个小光点组成的，就像商场的大屏幕，本质上就是一个个发光的小灯泡排成了巨大阵列。对于每一个发光的像素点而言，它就像一个小灯泡，向四面八方发出完全相同的光。无论你从哪个角度观察，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发光点，或者说灯泡发出的均匀光线。

但是镜子反射的光线则完全不同。如果把镜面也拆解为无数个微小区域，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同一个点，看到的光线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反射的是真实世界的信息，当你从角度一个角度观察这个点，看到的可能是远处某个物体发射的红光，而当你转到角度 B 去观察同一个点时，看到的则是可能是远处另一个物体上的另外一个点发射的光，它的颜色和强弱可能是另外一个值。

这就是三维世界与二维平面发光点的底层机制差异，二维显示器的像素是向全方位均匀发光的，眼睛能轻易追溯到这个发光平面。而镜面上的每一个点，对不同角度反射的光线完全不同。如果眼睛去追溯光线来源，看到的其实是顺着反射定律一直延伸到远处物体上的那个点。

人眼在进化中形成了一种感知深度和远近的机制，这是因为左右眼的观察角度不同。当我们对着镜子看时，左眼和右眼接收到的画面是有微小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帮大脑定位了景深。甚至对单只眼睛而言，视网膜上不同位置接收到的光线视角也有微妙差别，这也是眼睛的对焦机制，在潜意识中，眼睛利用这种角度差产生的景深信息完成了自动调焦。

而现有的显示器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只是二维平面上向四周均匀发光的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同一个光点，因此很难欺骗眼睛，这也是我们能精确识别出它是平面的原因。

既然大脑和眼睛对景深的判断来自于双眼观察角度的差异，那能否通过欺骗眼睛来实现简单的3D显示呢？

答案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比如看3D电影需要佩戴3D眼镜，通过眼镜让左右眼看到不同的画面，经过大脑叠加合成后，就能产生带有景深感的3D场景。

如果不戴眼镜看3D影院的屏幕，会发现画面是模糊重影的，这其实是投影在屏幕上的两幅不同图像叠在一起的效果。而专属的3D眼镜利用了光的偏振原理，将两幅画面分别过滤并投射到对应的左右眼中。

光是一种电磁波，其电场方向在空间中不断波动。我们可以把光波想象成一条振动的绳子，绳子可以上下振动、左右振动，或者倾斜任意角度振动，振动沿着绳子向前传播。对于人眼而言，光波电场的方向，也就是偏振方向，可以在垂直于传播方向的平面内任意旋转，甚至在前进过程中发生旋转，但肉眼是无法直接分辨这种偏振方向差异的。

3D眼镜正是利用特殊材质制成的镜片来过滤不同偏振方向的光。比如左眼镜片只允许垂直方向的偏振光通过，右眼镜片只允许水平方向的偏振光通过。只要影院屏幕以这两种不同的偏振角度分别投影左右眼画面，再戴上3D眼镜，就能让左右眼各自接收到对应的图像，从而实现3D效果。

当然，这种“欺骗”眼睛产生的3D画面存在不少缺陷。人们戴上3D眼镜时，往往会觉得画面有些发虚发假，这是因为还有很多关键问题没有解决。除了分辨率和精度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即使是单只眼睛，也能细微地感知到不同角度的深度差异。而在看3D眼镜画面时，单只眼睛接收到的依然是同一个平面上的内容，眼睛会自动把焦距对准这个物理平面，而非真实3D场景的深度。当两只眼睛看到的画面在大脑中强行合成三维景深时，便与单眼感受到的平面焦距产生了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人会产生不真实感，甚至感到眩晕，因为它无法解决单眼局部对焦的微妙景深差。

而镜子反射的画面则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单只眼睛来说，视网膜上不同位置的感光细胞接收到的光线是存在微小角度差的，这种微妙的景深信息被镜子完美地还原了，因此每只眼睛都可以精确地对焦到画面真实的焦点上。

那么，既然镜子上的每个像素点都能向不同角度反射独立的光线，我们能否在显示器上实现类似的机制？

答案在于，我们不再将显示器上的像素点做成均匀发光的小灯泡，而是做成类似于刺猬的结构，上面的每一根刺都像是一个微型手电筒，能向特定角度发射出独立的光线，且光线的强弱和颜色都可以单独控制。也就是说，把一个小灯泡换成无数个朝不同角度可以控制发不同颜色亮度的手电筒。

制作这样的显示屏在理论上完全没有问题，实际上行业内已经在探索了。

例如市面上的裸眼3D显示器，虽然还没有做到像刺猬那样向四面八方全方位发光，但它在像素点上叠加了微型棱镜，并结合了人眼追踪系统。系统通过实时追踪人的双眼位置，精确控制光的折射方向，让左眼和右眼分别看到不同的画面。简单来说，这就相当于一个只有两根刺的刺猬，无论人的头部如何移动，这两根刺也就是手电筒都能精准地将不同的光线射入左右眼。

不过这种做法本质上依然类似于3D眼镜，只是摆脱了佩戴3d眼镜设备的束缚，对于单眼视角的深度信息依然无法还原，只是一种更高级的欺骗机制罢了。

如果我们把微型透镜做得足够复杂，或者在一个半球形像素点上密集布满朝向各个角度发射光线的“手电筒”，理论上完全可以做到完美还原，只是成本很高而已。

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把普通显示器上均匀发光的像素点，替换为这种复杂的定向发光结构。人眼的分辨率极限大约在 0.1 毫米左右，在这个尺度内，我们完全有空间去构建复杂的微观结构。

我们可以在光源上叠加复杂的微透镜/棱镜阵列进行折射，也可以直接构造能产生定向光的硬件结构，例如利用成熟的硅波导技术，在像素点上制造出类似于微型光纤的结构，像刺猬的刺一样向不同角度发光，每根光纤下方对应一个可控的发光单元。前期技术未成熟时，可以少做一些角度，随着技术成熟，光束密度也可以不断增加，分辨率可以做的越来越高。

人眼的分辨率极限约为 0.1 毫米，而现代光刻技术已经能达到纳米级别。如果采用芯片制造的方式来生产这种3D显示器，空间是绰绰有余的。无论是“固定光源+硅波导光束”，还是“底层光源+微棱镜折射”，在物理原理上都完全可行。虽然用光刻工艺制造大面积显示器的成本极高，但至少证明了其可行性，接下来只需要探索大批量低成本制造的技术路线。

甚至现在比如说像TI德州仪器已经有了成熟的 DMD数字微镜芯片了，就是在一个芯片表面做成了数百万个几微米大小的金属微镜，每个微镜都能以极高的速度翻转折射光线，很多高端投影仪都都已经使用了这种芯片。这种可以向不同角度折射光线的能力同样具备实现此类3D显示效果的潜力。

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已经没有本质障碍，剩下的都是工程落地细节和生产成本控制问题。

那如果我们假设这种显示屏已经实现了量产，从应用角度来看，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首先，电脑的整个操作界面可以变成三维UI，体验会非常有趣。更重要的是，当你坐在显示器面前时，它就像一面通往背后广阔世界的窗户或镜子，视野大幅拓宽。我们就能用相对较小的屏幕显示极为海量的信息。

其次是对视力的保护。看普通平面屏幕时，眼睛需要长时间聚焦在近距离的物理平面上，容易导致睫状肌疲劳和近视。而当显示屏具备三维景深时，我们可以将字体和画面投射到“无限远”的位置，眼睛的焦距就像看远处风光一样放松，极大缓解视疲劳。

此外，我们完全可以打造出类似于《星际迷航》中的“全息模拟舱（Holodeck）”。比如制造一个圆柱形或球形的空间，周边的墙壁全部铺满这种3D显示屏。当你踏入其中，前后左右上下全都是逼真的三维景象，比如海洋、暴风雪或者说森林草地，如果分辨率足够高，肉眼将完全分不清真假。

在此基础上，电影、游戏将带来真正身临其境的体验。在虚拟世界里拿枪射击、拿刀挥砍，视觉反馈与真实世界毫无二致。

在比如我们的旅游，如果把那些景点都做成这种3d显示的方式，足不出户就可以体验任何的旅游场景，跟身临其境没有任何差别，甚至还有空中飞行的这种上帝视角。

它不仅能用于娱乐，还能用于各种高风险或高成本的真实场景模拟训练，如飞机驾驶、汽车驾驶，可以让新手在这种环境里先进行大量的训练，从而大幅减少实际上路中的事故。

在空间狭小的场所（如空间站、潜艇），安装这种3D显示屏后，原本令人窒息的压抑感将被巨大的虚拟户外自然场景所取代，使人心灵得到极大的放松。

甚至社交软件也可以升级为三维形态，每个人在虚拟空间中还原真实形象，无论是线上开会还是群体活动，体验都与线下真实聚会无异。甚至办公室也可以虚拟出来，那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跑过去上班了，坐在家里的全息舱室里就能跟所有人面对面的交流，跟真实工作场景无二。甚至可以随时在空中显示出来需要讨论的内容，改变交流沟通的周边环境。

除了基本的显示功能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功能，那就是隐身和变形。

它是如何实现隐身效果的呢？假设路面上有一辆汽车，表面贴满了这种3D显示屏。我们不需要把汽车物理变透明，只需要通过传感器实时扫描汽车底部的路面纹理，并利用表面显示屏将路面画面以精准的角度还原出来。当一个人从旁边看过去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只有自己触摸上去的时候才可能意识到那里有个东西挡住他。

这种隐身的关键在于实时扫描与精准的光线还原，尤其是处理好路面的接缝边缘。如果接缝处理完美，显示屏甚至不需要显示路面，而是伪装成一个垃圾桶、一盏路灯或一堵墙。

也就是说，它不止能够隐身，还能实现任意的变形。比如把你的汽车变成另外一个品牌甚至某些电影游戏里的样子，可以实现任意的更换皮肤的效果。

就像很多小说中的那种隐身衣，我们如果可以使用柔性显示面料制成衣服，实时扫描背后的环境并在正面精准还原，完全可以实现这些所谓的隐身斗篷的效果。而且既然它可以显示成任意东西了，那么完全有可能显示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形状，或者说直接变成一个动物或者雕塑。这种能力远比简单的隐身衣要强大的多。

这种技术可以应用在任何物体上，比如空中的飞行器，如果它表面是这种显示屏，可以直接显示成背后的蓝天或者云层，实现肉眼与摄像头的双重隐身，或者说可以显示成为一只飞鸟和风筝之类的达到变形的效果。

更神奇的是，如果平面上的每个点都能向180度空间发射独立光线，它不仅能呈现屏幕深处的景象，甚至能在屏幕前方，例如一米范围内的空中，悬浮显示物体。

它的原理类似于凸透镜成像，通过精准控制不同角度发射的光线，让光线在屏幕前方特定距离汇聚成真正的实像。甚至当显示屏中间有一个小洞时，只要洞不太大，周边光线可以通过计算进行补偿，在洞的前方依然能呈现完整的物体，从而在视觉上把洞掩盖住。

这种将画面出屏投射的能力，可以让游戏中的道具比如如枪支刀剑，直接呈现在玩家的手臂位置，再结合动作捕捉传感器，就能实现极其逼真的交互体验。

可能你会觉得这样技术离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看起来偏科幻，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正在发生当中的技术，并且已有原型得到验证。

这种通过控制不同角度发光来还原光线景象的技术，在学术和工业界被统称为光场显示（Light Field Display）。目前已有公司做出了可运行的原型系统，例如 Light Field Lab 推出的 SolidLight 系统，有兴趣可以搜索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只是不断优化成本、提高分辨率、增大显示面积并简化结构。

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些其他的东西。除了这种光场显示技术以外，其实还有一种3D显示的技术，值得我们讨论一下。那就是类似于《星球大战》电影当中的那那样的显示技术，在空气中直接发光扫描出来三维投影。

首先我们的灯泡为什么会发光呢？主要原因就是热。就像我们把一块铁烧红它会发光一样，灯泡也是如此，它使用一个非常细的灯丝，通过很大的电流，使这个灯丝产生非常大的热量，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发光。当年爱迪生不停地尝试大量的可能材料，就是为了找出一种在非常高的温度下不容易熔断的灯丝，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钨丝。

那为什么热到一定程度会发光呢？底层的物理原理是那些构成物质的原子因为加热温度上升而获取能量，是的核外电子从低能级轨道吸收能量迁移到高能级轨道，当它们从这个高能级轨道跌落回低能级轨道的时候就会发射出光。当然你不需要理解这些背后的复杂的物理知识，只需要知道任何物体热到一定程度都会发光就行了。

也就是说，对于空气来说，只要在某个点，我们把它加热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发光。

那我们如何把空气中任意的一点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呢？我们可以通过非常强的光源，然后通过一个凸透镜或者类似于手电筒里面那样的一个反射曲面把这些光聚焦到空气中的某个点上，使这个点吸收到巨大的能量，热到发出光亮。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比如说现在的激光光源，然后把它们通过某种方式聚焦到空气中的某一个点，产生极大能量，然后在空气中打出一个发光点，同时控制这些光以非常高的频率不停地扫描空气中的每一个点，这个频率甚至高到能够超过我们人眼的反应速度的话，就可以造成一种在空中显示出来三维形状的假象，也就是类似于星球大战中的那种效果。

受限于功率强度以及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力，这种方式只能在空气中显示很小，比如像萤火虫大小的一个图像，但是理论上这些都是可行的，而且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出来了能跑起来的效果，随着不停地优化和技术进步，完全可以期待实现类似于星球大战电影中的那样子，直接扫描出来跟人身相等比例大小的图像。

甚至我们还可以扫描出来非常巨大的图像，就像比如说在城市上空显示出出来巨大的三维的画面，应该比现在无人机在空中飞的效果要壮观多了

当然，这种扫描出来的效果跟我们说刚才的那种光场显示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他只是能够实现一些简单的显示，而且很难控制每个点的颜色，就像早期的黑白电视机一样，勾勒出来轮廓结构的虚像，而且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小灯泡，只是把我们之前的2d显示器做成三维的了而已，无法做成我们之前描述光场显示技术可以实现的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更不要说用来实现隐身了

不过这都是可以期待的技术，未来哪一个更先突破获得应用都不好说，但如果我们从技术进化的角度来看，光场显示毫无疑问才是真正的更实用，有更大潜力和应用场景的一个。

do ut des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传统的宗教。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宗教观念与古罗马的宗教观在底层逻辑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型宗教，而更接近于一种高度世俗化的功能性多神体系。
这种功能导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连神学的边界都被彻底消解了，在中国，不同宗教体系的神甚至可以互相客串，对于信徒而言，神祗的出身和教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解决问题。
这与罗马人所谓的“do ut des”（我给是为了你给）宗教观是一样的，将神人关系定义为一种基于互惠原则的契约交易。这种模式不要求发自内心的虔诚，只要求外部形式的精准。只要你按照规矩供奉了香火、行了祭拜之礼，完成了特定的仪式投入，神明就理应提供相应的庇佑作为回报。
这种极致的实用主义，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信仰生态，人们不关心教义的真理，只追逐单纯的灵验。最起码花钱买心安，跟中国人传统的花钱办事的心态是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宗教行为视为一种对超自然权力的贿赂，哪里灵就去哪里拜。
这正是该体系在逻辑上的重大隐患所在。
当我们把神人关系简化为交易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类似中世纪赎罪券的逻辑陷阱。如果神明的庇佑可以通过香火钱或仪式来购买，那么罪恶和过失自然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来抵消。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存在一个全知全能、不可收买的造物主来审视内心，而是认为神明仅仅是一个拥有神通的“办事对象”，那么宗教对道德的约束力就会荡然无存。
因为在纯粹的交易逻辑下，道德不再是绝对的律令，而变成了可以谈判的成本，只要我付得起“香火”这个代价，我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豁免“作恶”的后果。既然多拜几个神就能多几分保险，那么内心的道德自律，在性价比上自然就远不如一场重大的祭祀来得实惠。
因此，虽然历史上的宗教都在劝人向善，但在这种泛功利化的氛围中，其实际的道德约束功能被大大稀释了。它更多时候被做成了一门生意，人们关注的是形式是否到位，而非内心是否通过信仰获得了净化。归根结底，只要仪式完成了，交易就达成了，至于道德，往往就成了次要的附属品。

而真正的有信仰的基督教徒，则是恰恰相反。

按照伊拉斯莫的说法，真正的信仰发自内心，是一种个人与上帝的直接联系，而不是依赖于外在的仪式。一个人是否是好基督徒，取决于他的道德行为，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基督的爱，宽容和谦卑，而不是参加了多少次弥撒。
用中国话说，也就是说不是烧了多少香，做了多少次放生，搞了多少场法事，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信仰以及日常的道德和善行。

这种真正的信仰是一条艰难的路径，需要践行很高的道德标准。而传统的宗教，恰恰是利用了人性的懒惰与贪婪，提供了一条走捷径的道路，通过简单的仪式，做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易。

所以这种传统的宗教无法约束人的道德行为，就像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义和利的两面性，你可以从道德道义的角度出发来做抉择去处理一件事情，也可以完全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选择。而大部分中国人的道德并没有受监督约束，只会选择纯粹的利益。

我们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信仰的缺乏，整个国家陌生人之间都沦陷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丛林社会。
当所有人都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每个人的追求都是金钱的这样一个完全拜金主义的社会里，在经济好的时候，金钱的流动掩盖了道德的贫瘠，大家可能还能稍微好一点的和睦相处。但经济一下行，繁荣的泡沫退去，赤裸裸的人性贪婪与自私就失去了遮羞布，各种为了逐利而践踏道德底线的社会问题便集中爆发了出来。

比如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前面有一个老人摔倒了，你现在敢上去扶吗？
想必很多人都不敢吧，除非周围有摄像头或者说其他的设备记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就当没看见直接走过去。
这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变得不善良了，而是因为这些少数的道德沦丧的人，利用其他人的善意，好心上去扶他的时候，反而倒打一耙讹诈你，说是你把他撞倒的，要你赔偿他大量的损失和医药费。
正是这种少数的坏人寒了所有善良人的心。这种行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让我们整个国家的人变得冷漠、自私、处处设防，对于陌生人完全不敢轻易的相信。
有人说，这是因为基层执法和稀泥，只为尽快的平息事端，怕那些老人去闹，只要完全公平公正的处理这些事情，通过严刑峻法来打击这种行为，形成一种威慑力，使得这些道德沦丧的人再也不敢去讹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执法，可是怎么来保证所有的这些事件都被正确的证实呢？毕竟监控摄像头也不是完全的无处不在，那些讹诈的人也会去观察周围环境确认有没有被记录下来。
而且这种道德沦丧的人只要存在，他们就不会在简单的摔倒的时候讹诈你，还会用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干这些不道德的事情
严刑峻法只能打击的了一时一事，只要这些人内心的价值观不改变，他们总会找到各种各样坑人的方法，而且是更加隐蔽的方式，甚至不一定在我们眼里显得过于无耻。
比如给自己上学的小孩子的老师送礼物，做手术时给医生塞钱这些行为，会逐渐的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去送，因为你不送就意味着自己有可能不会得到很好的对待。这种情况下学校医院这些组织就会不断的腐化沦陷，越来越唯利是图。
再比如工程招标，有一些人通过行贿的方式获得了项目，而那些正儿八经踏实做项目的人反而得不到机会，这种不公平就导致了其他人不得不也去行贿，最终大家比的都是怎样搞关系怎样送钱而不是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甚至偷工减料以获取利润，进而通过行贿获得更多的项目。
再比如电商平台，卖家通过返现或者免单等方式贿赂买家，以便给他们刷好评获得流量。这样每个人为了短期的利益就破坏了长期的利益，导致整个平台的评价体系无法正常运作，商家就会花空心思研究这些歪门邪道，而不是想办法优化产品提高自己的服务和品质，这就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没有人愿意花时间精力去优化产品了。
而在西方社会这些事情却很少的发生（然而他们最近也因为教会衰微，道德开始逐渐的沦丧），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教会来约束人心道德，尽量不去做那些不道义的事情。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有一个上帝在上面盯着，以及对下地狱的恐惧，总能提高一些他们的底线。
人的本性都是差不多的，不是说西方人就一定比我们道德高尚，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整体氛围。
就像我们上班，在一个好的团队每个人都热心帮助他人，一起同心协力想方设法解决问题，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进了这个团队也会跟其他人一样自发的热心助人。
相反，当你进一个很不好的团队，大家都在勾心斗角，如果你善意的热心帮助他人，出的成果被其他人据为己有，出了问题还反咬一口诬陷都是你干的，那你会不会非常愤怒沮丧，进而变得冷漠自私呢？这样就会变得凡是没有被指派的工作一律不干，明明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事不关己绝对漠不关心，反正就是工作嘛，混一天是一天，只要发钱就行。
这就是团队氛围形成的影响。而我们前面讨论过基督教会，就是一个好的团队，能形成一种友爱互助的底层社区，它还能自发的约束每一个人提高他们的底线标准，真正虔诚的信徒是不会做这些不道德的事情的，而且还会大声的对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批评，处罚那些不道德的人。
整个教会的自发传播机制就使得这个团体形成了一个正向的维持友好氛围的循环，不停的同化，每一个加入的人，使得他变得友爱互助，这些友爱互助的人，又不停的感召其他人。而上帝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约束整个群体人的道德底线，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
在我们中国这个每个人都是精致的利己者的社会里，即便大家一开始都是友爱互助的团体，偶尔出的这些坏人也会逐渐的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冷漠提防，更加的丛林化，人与人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猜疑链，进而不停的跌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更悲哀的是，我们也没有一个自我净化的机制来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国家层面的严刑峻法只能约束得了一时一事被抓到的行为，但触达不到人心道德层面。
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利用教会这个群体潜移默化渐进式的改变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行政成本。在他不断的自发传播和壮大的过程中，这个友爱互助的社区就不断的传播壮大，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就不断的被拉升，整个世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被教化改善。
我们儒家的理论当中的仁义道德也可以跟这个教会很好的结合，就像传统的外儒内法一样，可以儒家为表，教会为里。中国人讲究实用主义，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基督教会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融入我们传统的很多理论思想挂上儒家外衣，形成一种本地化的分支。
而且义利也并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的，易经中说，“义者，利之和也”。在遵守道德道义的同时，适度的获取一些正当的利益，也是很符合人性的正常商业行为，而不能像传统的某些迂腐的儒生说的那样完全对立的非义即利的零和博弈。

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就是上一篇文章我们讨论过的孟子所谓的“有恒产而进而导致人们有恒心”,也就是说大家都吃饱饭了、有产业了，那么自然而然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就提升了。
如果以孟子那个战国时代的眼光来看我们现代中国的情况，那我们的物质水平应该算是极大的丰富，在他眼中就是一个极度富裕的社会。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道德观念并没有极大提升呢？
首先，我们的物质极大丰富并不意味着不劳而获，每个人都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劳动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假如孟子时代的一个普通人穿越到现在，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看起来很脏很累的活，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完美的工作，并且乐此不疲。因为人对于工作好坏的对比，一般都是跟之前的经历来对照的，而不是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标准。我们国家现在很多看起来的脏活，对于那些穷国来说可能就是很好的工作；而对于欧美人那些看起来加班很累的工作，我们国家的大部分人可能认为就是很好的工作。也就是说，人都是慢慢地从勤奋走向安逸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孟子时代的人穿越过来可能会很努力地奋斗，但是他的儿子就不会去做那些脏活累活了。这跟我们这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样的，父辈可以不怕苦、不怕累，而到了小孩子这一辈就不愿意干了。国家也是如此，欧美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进入了不愿意干重活脏活的时代，我们国家未来很可能也会这样。
这些懒惰的人不可避免的就会想办法偷懒，进而降低道德标准，比如工作上偷懒耍滑甩锅，又或者通过搞关系贿赂获取某个闲职，或者吃回扣，虚构项目套利等等。
整个商业社会也有很多灰色操作的空间，像商品以次充好，工程偷工减料等，这些为了利益而践踏道德的行为，在我们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商业世界并不能避免。而且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还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每个人都希望获得这些更高级的人生享受，所以就不可避免的为道德滑坡提供了空间。特别是受经济下行影响、资源变少的时候，各种不当行为就更加明显。
所以，孟子那种简单的“有恒产就有恒心”并不能简单套用。除非将来有某种机制，比如我们之前文章讨论过的大量工作自动化，很多脏活累活都不需要人做了，甚至我们可以提供基本的底层福利，保证每个人衣食无忧。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可能自然而然会变好一点，至少没了生存压力。虽然每个人仍希望获得更高级的享受，但这需要付出额外劳动，这是在道德范围内可接受的。毕竟天天躺平在家里刷手机也没人管，虽然保证不了绝对的高尚，但至少提供了一个简单的道德底线。这种自动化也就可以形成某种我们可以称为“科技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提供一些兜底的福利机制的原因，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有一顿饭吃，就可以避免他们的铤而走险。在欧美历史上教会很大程度上就提供了这种保障机制，一个饿着肚子的人知道去教堂可以混一顿饭吃，因为教堂对很多人来说是平等的，可以毫无压力地走进去。对于正规的政府机构，虽然说你真的走进去他们也会帮你，但大部分人是不会或者不敢往那里去的，毕竟去这些场合会在官方留下记录。
另外，我们再讨论一下上篇文章说的，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毫无底线？这是有原因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说儒家提供的“礼义廉耻”机制。至少那种买东西不给钱的行为，我们都认为是不道德的，被人知道了会感到羞耻。这种羞耻感产生的群体道德约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一定的兜底机制，道德水准至少没有那么低下。
另一个原因是，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们都知道道德的重要性。表面上有儒家这一套口号，暗地里有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的惩罚机制，通过法律规章形成一种威慑。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强制的信用体系。虽说不能提升人的道德上限，但是却可以约束人的道德下限。即便我们的县官是一言堂，生杀大权掌握在他手里，但是他也知道什么行为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至少有一定的、朗朗上口的儒家道德标准。这就形成了官方层面的道德价值体系，通过礼义廉耻，也就是群体性的道德谴责来进行约束。
能形成这种机制，也说明我们中华文明毕竟有可取之处。虽然我们没有进化到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时代，但在传统几千年里，这套道德标准机制也不能算太差。
但如果我们仔细深入去看这一套机制，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我们传统的道德约束靠“礼义廉耻”和群体性谴责（也就是面子机制），在另一些不道德行为面前就不会起作用——比如说贿赂。因为这种事情是私下偷偷摸摸进行的，是你情我愿的行为，只要双方保密不被人知道，那他就不会受到什么道德谴责。而地方统治者们往往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被知道就不会管，甚至他们自己本身就在从事这些交易。
偷了东西或买东西不付钱，肯定有人吃亏，吃亏的人一定会闹出来，那么官员们就得去处理。但对于贿赂这种交易，两人互惠互利且保密，就基本没人管了。这种行为虽然从长远看对整个国家或组织形成了一种腐化作用（损害长远利益），但符合私下交易两人的短期利益，又影响不到其他人。虽然大家也能看到这种行为不道德，但很多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官僚系统不可避免地逐渐腐化。到了王朝末期，就像一台机器零件不停锈蚀，很难形成有效的组织动员，稍微发生民变就很难控制住，这也是王朝几百年周期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综合了宗族机制导致的人口不可避免的大爆炸，再加上没有道德约束导致的官僚系统不可避免的腐化，也就导致了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周期循环。而西方之所以没有这些周期，最大原因可能就是教会，这个底层土壤既能约束道德、减缓政权腐化的速度，又提供了一种底层互信的机制，避免了狂热的人口扩张和军备竞赛。

alea iacta est

当前也有一种声音，把中国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归咎为体制，认为一切都是专制导致的，民主可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恰恰他们颠倒了因果。正是因为我们这种底层的唯利是图才导致了只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够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推行强制信用才使得各项工作得以开展。
而民主正是在基督教这个互助友爱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民主不是他们形成这个社会氛围的原因，而是这个社会底层结构自下而上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
正是因为这种舍本逐末，把因果关系搞反了的原因，我们在民国的时候尝试对国家进行民主化，直接进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实践，才会失败。
民国初期人那些人对民主宪政的理解不可谓不深刻。现在去看看他们那些人的文章理论，看上去也是头头是道，甚至不比我们现在社会的平均认知水平差。
然而，他们却失败了，国家四分五裂走向了军阀混战。
这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这种逻辑。在一个每一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去牺牲自己部分的好处。当然，不乏有几个大公无私的人，为了整个国家着想，可总有人为了自己的权力利益想方设法的往这些人身上抹黑，为自己自私的行为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惜挑起战乱。
西方民主的基石，是基于教会土壤的信任与友爱。就像家人之间即便争得面红耳赤，也互信对方不会加害自己，并愿为共同利益妥协。这种基于“友爱互信”的底层机制，使得政治辩论能停留在建设性的层面。
反观我们，若缺乏这种类亲缘的信任环境，当陌生人、特别是政治对手之间产生分歧时，便会陷入无尽的猜疑链。加之几千年权谋文化的影响，最终往往演变成互相拆台、甚至使用阴暗手段的恶性斗争。凡是对手的政治提议，无论是非对错一律反对。
而且他们会大公无私的公平公正的去选国家领导人吗？显然不是，民国那些议员只要给他们钱，让他们选谁就选谁，还无耻的大摇大摆的把这种交易摆到台面上。
地方上每个人也都想着自己的利益，琢磨自己的地盘，甚至把铁路轨道修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防止其他人进来。
在这种每个人各怀鬼胎的情况下，大家是不可能以国家大局为重的。渐渐的，大家就会发现，在这种利己主义为主的丛林社会里，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谁的拳头硬谁的枪杆子硬才能说了算，于是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山头林立的军阀混战。
这样打了几十年，经历了无数鲜血和生命，终于打出一个强大高效的组织统一了中国，这个组织之所以能有威慑力，能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靠的是一场场战争和无数战士的牺牲凝聚出来的权威。
而贸然的把这种权威给拆掉，实行所谓的民主，只会重新给国家带来战乱，导致新的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甚至被外人趁虚而入。
不信就看看我们现在周围的整个社会环境吧。它比民国的时候好了哪里呢？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变得互助友爱了吗？大家都自发的形成了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了吗？
看看我们那些电影，电视剧和小说吧。大部分的核心理念是在讲大家一起沟通协商处理纠纷吗？不是的，这些电影，电视剧和小说，无非都是在讲，主角想方设法变强，然后打败所有人，最后自己说了算。
又或者是几派人，其中一派是好的，无非是好的一派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击败其他几派然后自己这一派说了算的故事。
这些文化作品无一不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本质上还是独裁，所谓的成王败寇，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是独裁者，极度缺乏平等协商意识，渴望拥有绝对掌控权以获得安全感。
在这种文化观念，以及整个社会利己自私的思潮之下，实行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为真实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下当前几个华人为主的地区吧。
先看香港的民主实践，很明显它不能很好的工作，最终演化了成为了互相拆台，根本无法有效推动事情的进行。
而新加坡则是推行威权统治，使用严刑峻法来约束整个社会的行为，这反而使整个国家治理的很好。
这两个地区都说明了民主不适合华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传统的利己主义为中心的人。
唯一稍微有一点例外的是台湾，他们的民主似乎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我们要意识到，他们都是在吃小蒋时代留下的经济发展的老本而已。后边这些年似乎没什么进展，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类型的不怎么作为的政府应该都可以胜任。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台湾的人和人之间是非常的友善的。网上很多人都说，跟台湾的女生一起聊天的时候会感觉很舒服。这种舒服就源自于他们社会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友善，那种说话做事的风格，自然而然的就固化在每个人的性格当中。
而这种友善跟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的这种友爱互助的社会是有一定的异曲同工的，尽管他们的友善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大家都是隐藏更深的精致利己主义。
也许正是这种表面上的友善，才使得他们能够实行适度的民主吧，这点确实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形成这种风气的。
不过对于台湾还不能下定论，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等他们经济不好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样子，能否解决掉各种危机。

我们再回到自身，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民主在欧美的发展，是一种自底而上的自发的自然而然的机制，那么它的形成也是要靠我们自底向上的从底层一步一步来建立起来。
而不是贸然的自顶向下，拆掉了中央的权威，为了所谓的民主而民主，这样子只会导致无序和战乱。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国情和政体。也就是说，所谓的民主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药。
我们再看一下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一开始不也是民主共和的吗？难道希腊人就不聪明吗？他们出了那么多的哲学家，有那么璀璨的文明，还是不可避免的从民主滑向了专制。
罗马人难道就不值得称赞吗？他们伟大的法治精神，公民的荣誉感，这一切也无法阻挡他们不可避免的从共和国走向了帝国。
苏格拉底和西塞罗这些历史当中闪耀的名字，都在这个不可避免的民主共和走向专制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难道那些被称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智力水平和文明程度就比希腊人罗马人强吗？那为什么他们就能走向民主宪政以及近代的科学和工业化呢？
所有这一切一切的核心，差别就在于基督教这个土壤。中世纪以后的西欧，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教会这个机制来约束精神文明，管理人的道德。
而希腊和罗马都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中国一样，没有真正的信仰，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没有底层的这种道德约束和友爱互信机制。

按照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当中的说法，美国民主之所以能成功，能够维持自由而不陷入混乱或专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地理位置，也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民情（Mores），其中宗教信仰又是民情的核心。
引用他的一些言论：

“在美国，宗教虽然不直接参与社会管理，但必须被视为他们的第一政治制度。”
“法律允许美国人做一切事情，但宗教阻止他们想做一切事情，并禁止他们敢做一切事情。”
“在民主国家，人们有着强烈的物质欲望，宗教的主要任务就是净化、调节和节制这种对物质享受的过分热爱。”
“大多数宗教实际上只是把人从尘世的一般欲望中解脱出来，把人的灵魂带到比感官享受更崇高的领域。”
“如果必须在法律和民情之间做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法律不如民情更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
“宗教使人养成待人处事都考虑来世的一般习惯。从这一点来说，宗教对于现世幸福的促进作用并不亚于其对来世幸福的这种作用。这也是宗教的主要政治作用之一。但是，随着信仰之光的暗淡，人们的眼光逐渐短浅，最后使人觉得自己的行动目标每天都摆在眼前。……. 因此，在怀疑盛行的时代，最可怕的是人们不断受日常的偶发欲念的驱使，抛弃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不肯去做伟大的、稳妥的和长期的事业。
如果处于这种状态的民族，有一天它的社会情况民主化了，则上述的危险将会更加严重。”

事实上整个美国就是在基督教会这个土壤中孕育出来的，美国现在衰落也跟他们的教会衰落有很大关联。我们现在看美国，往往忽略掉了他们底层的这套宗教的机制，而只关注他们顶层的各种民主表象，而这种底层友爱互助的道德约束机制才是他们真正政治制度能运转的核心。
这种底层的机制，也正是我们这几篇文章里一直讨论的主题，正是保罗所留下的这一份遗产，这个友爱互助的社区，也就是孟子说的仁爱与人为善，孕育出来了这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国家的宗教观念跟罗马是非常像的，而我们现在的政治结构跟罗马帝国也有很大的类似之处，甚至早期基督教会在罗马的传播发展，跟我们国家现在的基督教会的发展状态也类似。
按照罗马的历史经验，虽然完全的民主共和并不是太可行，但实行一定程度的法治是没有问题的，而法治正是罗马人留给人类文明当中的最大价值所在。
至于民主，如果真的想要的话，只能先从改善土壤来做起，也就是通过基督教会的这种形式循序渐进。不管是现有的基督教会，还是我们换个名字本地化的某种形式，或者是我们传统的宗教搞明白了基督教会这套核心理念进行的自身改良，只要它符合我们前面讨论的，有一个友爱互助的社区，有个上帝能约束道德，而且自发的传播，这些核心只要能做到就够了。
而这种缓慢的渐进式的改良，可能要花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慢慢的看到效果。
但他的真实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到的，它不仅简单的约束了人的道德，使我们整个社会的风气变好，而且还能够形成一种基层自治的形式，取代我们前面讨论的中国社会以前的宗族士绅的结构。
在统一的教会之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个宗族之间的山头主义互相争斗。
而且教会可以很好的处理婚丧嫁娶这些整套的问题。我们所谓的那些彩礼，丧葬的一些问题，通过行政手段很难解决甚至引起反弹，而教会却可以缓慢的细微的逐渐的把这些问题都平和的解决掉。
每个村子就能形成一个以教堂牧师为中心的底层处理问题的简单的机构，这个组织可以协调处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本身大家的道德程度高了，纠纷就会变少。即便是产生了纠纷，因为大家共同的信仰，这些牧师神父们的调节就拥有了一定的权威性，而且调解的过程中，大家更倾向于讲道理。
同样利用教会这个土壤，大家自然的就会推举出来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处理公共事物，因为基层每个人都认识了解，又有了教会的道德约束，公平的投票就能更好的运行工作，选出来的人也一般是最合适的。这种自发结社自治的行为，正是我们上一篇讨论的西方民主的雏形。
不然我们只能通过庞大的官僚队伍来管理这些整个基层。而且这些基层行政人员处理事务也更倾向于和稀泥，并不把完全的公平公正放在首位，赶紧把事情平息下去才是首要任务。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这种“自发结社的能力”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相比于依靠庞大的官僚队伍去管理基层的鸡毛蒜皮，一个能够自我净化、自我互助的社区教会，是行政成本最低的治理方案。
况且这种卖力不讨好的基层事务也很少人愿意去干。那些花大量精力考入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核心出发点是要一个稳定体面的工作，而不是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服务，即便是刚开始工作时有一些这方面的热情也很快被琐碎的事物冲淡熄灭掉。
更何况，很多基层都是偏远的地区，现在即便给大量的补助和奖励，很多年轻人都怕吃苦不愿意去。
然而，那些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却恰恰相反，他们会自发的跑到偏远地区，办学校建医院，传播仁义与友爱，自发的募捐赈灾济困。

看看清末和民国这些时代，我们国家的那些例子吧。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那时候充满了战乱饥荒，那些传教士们却从发达的西方国家跑到了这些偏远穷苦地区，办医疗搞教育，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很多贡献，现在的协和华西瑞金这些国内的顶级医院，早期都是这些传教士们建立起来的。
这种教会的组织形式，冲击了中国底层的宗族士绅们的利益，他们找借口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教案，对传教士们进行了屠杀，然而这些传教士们面对死亡并没有退缩，还是义无反顾的一个又一个的前赴后继的来到中国进行传教事业。
他们甘愿吃苦受累，不怕艰难险阻，在异国他乡传播仁义和友爱，这种毫不利己，只为利人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
这就是保罗他们那一代的传教士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留下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精神激励，以及以宗教为核心的坚定的信仰。
拿破仑晚年曾发出过感慨，

“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和我所建的国都用武力，耶稣所建的国则用仁义。世界上最高者乃为国王，国王不过是人，耶稣则超乎人。世人不能和他等量齐观。当我执政时，虽有人为我牺牲，但须我亲临其前，力加训勉，始能收效。耶稣建国十八世纪以来，男女信徒甘心乐意为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者不可胜数，更以为他受苦受死为荣。”

世俗的政权，只能通过利益的激励训勉，才能组织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教会却可以为了仁义前赴后继。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机制，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利用的，让宗教和政权相互作用，就像中国封建社会一两千年那样，顶层是一个很小的官僚体系，而底层不是宗族士绅，而是充满仁义友爱的教会来进行自治。
这就避免了宗族为了资源利益械斗，控制住了疯狂的人口军备竞争，避免了我们历史上几百年一次的洗牌大屠杀，还带来了更高的道德。底层的自治组织和道德又避免了更多腐败的发生，能够减少政权组织腐朽的速度，甚至自我净化，这就使得我们的国家组织得以跳出整个几千年来往复循环的历史周期律。
腐败和贿赂，也就是中国人花钱办事的传统，是在我们这种没有信仰的纯粹利己主义的土壤中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当年朱元璋对于那些贪官杀的血流成河，依然无法有效的震慑杜绝这些腐败问题，在他死后，一切还是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
这些强硬的手段只能解决得了一时，只要土壤还在，这些东西就会不停的生根发芽，而从源头上改良土壤，才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而改良这种土壤的方法，就是我们这几篇文章中一直在解释讨论的基督教会。我们前面已经花了大量篇幅来分析论证，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它能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说了，既然基督教会的好处这么多，我们要不要在国家层面，或者说行政上大力的支持推动一下呢？
恰恰相反，千万不要用行政力量去推动，什么都不要做，保持现在这种状态，简单的因势利导就行。
一旦有实在的行政权力掺和进去，他们的群体信仰就容易变色，大量投机混日子的人就会加入进去，反而对他们产生了腐化作用。
甚至有时候要对那些走偏了搞钱搞权的行为进行适度的打压，才能保持他们队伍的纯洁性，才能保证留下的人是真正的信仰，真正拥有无私大爱的那些人。这跟当年的万里长征锻炼了党组织一样，留下的都是意志坚定的人。

而且西方这边也经过一两千年的实践证明，严格的政教分离才是现代国家的主流形态。美国那些早期的建立者们，提倡所谓的“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一道分离的墙”。
按照托克维尔当时的观察，在法国，教会与国家结盟，结果宗教衰落了；在美国，教会与国家严格分离，宗教却充满活力。
按照他的说法，当宗教与政治权力（国王/政党）绑定时，它虽然获得了短暂的权力，但也背上了政治斗争的包袱。在美国，神职人员从不担任公职，不介入政党之争。无论哪个党派上台，都不会攻击宗教，因为宗教处于政治风暴之外。正因为宗教放弃了直接的政治权力，它才保住了间接的社会影响力。它通过影响家庭来塑造良知，从而在根本上控制了社会的道德风向。
相比于美国完全是一个由清教徒们建立的国家，基督教会在我们国家还处在发展阶段，需要时间进行这种道德土壤的培植，我们现在更类似于罗马帝国早期的那种状态。

然而，无论我们接受与否，无论我们对它是持支持态度还是打压态度，整个历史进程都已经不可逆转了。引用凯撒的话，就是“alea iacta est”，骰子已经掷下。

现在的基督教会已经在我们国家生根发芽，他们会跑到农村去发鸡蛋，照顾孤寡老人，这种充满友爱互助的组织在我们传统的封建迷信那一套面前简直是摧枯拉朽。每个人都不傻，谁是真心的帮助他们，谁是坑他们钱，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阻挡的燎原之势了。

罗马的历史证明，对于基督教会的纯粹打压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反而坚定了这些信徒们的信仰，而且这种宗教的火把一经点燃，就独立于朝代和政权，永远的存在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当中。
像尼禄这种暴君，对于基督教的迫害可以理解，但像图拉真、马可奥勒流这些所谓的贤明的皇帝也对教会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打压。挽帝国狂澜于既倒的戴克里先，更是对整个教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性迫害，大量的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死去。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迫害都是徒劳的，最终康斯坦丁大帝不得不团结依靠这些基督徒，完成了帝国的统一，后来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教会合法化。
这些当政者都意识到了教会对政权形成的冲击，因为这是一个组织，而一个组织就不可避免对政权形成冲击，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但真正的基督徒的行为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圣经当中，保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强调，要顺从当权者，要保持自己道德高尚的标准，要相互友爱。这一系列的准则，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更多的是对政权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挑战。
反倒是在圣经中，保罗他们花大量篇幅极力防范的那种“假先知”“敌基督”们，那些被权利腐化想着搞钱搞权搞女人的那些人，才会对世俗政权形成冲击。
这正是太平天国那些人的行为，他们确实也借鉴了基督教的一些思想，所谓的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地上天国社会。可惜他们的几个领导人目光短浅，生活腐化，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天天想着搞钱搞权搞女人，这正是被真正的基督教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假先知”“敌基督”，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对于这些利用宗教搞钱搞权的人要坚决打压。

反倒是我们现在的共产党政权跟基督教会的理念非常的相似。早期的口号打倒土豪劣绅，跟基督教在底层社会自然而然的取代这些宗族士绅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共产主义跟基督教会的那些把财产分给穷人，扶助孤寡老人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虽然土豪劣绅牛鬼蛇神这些东西在新中国的铁拳之下一扫而清，可是改革开放之后，现在这些东西又不可避免的开始出现了抬头。
我们不能再走回宗族士绅和封建迷信的那种老路，如果说不忘初心的话，这些东西应该算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也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要手段。
而基督教会的这些理念跟我们的这些动机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很乐观的期待，它可以很好的跟我们的政权进行结合。

事实上，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早期那一批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的逐渐凋零，还是年轻一代只希望稳定体面的工作，我们国家现在对基层的控制力都在不可避免的减弱，这种权力空缺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有某种基层自治的结构出现。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基层自治的组织我更希望是基督教会，而不是传统的宗族士绅重新抬头。
就像我们前面花这么多篇幅讨论的，它不光能够提供一个简单的基层自治结构，还能避免纷争械斗，改良我们整个国家的道德土壤，净化腐败，提供一条民主化的演进路径。
信仰是人每个人心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天然的本能，特别是对底层的那些人来说，即便不是基督教会，他也会去找寻求其他各种各样的封建迷信，所谓堵不如疏，我们不妨利用这些机制因势利导，把基督教会塞给他们，从而达到我们这一切想要的美好目标，撬动历史的车轮，以微乎其微的成本，产生巨大的回报。

而另一方面，就像我们以前的文章讨论过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监督回馈会导致我们国家的统治更有效，这种科技和监督回馈减少了很多灰色操作空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简单的净化，虽然它治标不治本。
另外城市化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秩序和法律能够得到更好维护的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的人生育意愿降低，除了成本上的考虑，应该也有一部分出于公平正义的安全感，没有了农村那种要靠儿子威慑的压力吧。
再加上现在技术发展的趋势，如果未来几十年真的能够大规模的实现生产自动化，也许我们有可能进入某种程度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当资源冲突变少并减少个人的劳动强度提供基础分配，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自然而然的就会变好一些吧。
也就是说，也有可能科技和自动化能够自然而然的解决我们社会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也许是一个朝着好的方向进化的另一种路径吧。

而这两条路径，不管是通过基督教会改善我们整体的道德土壤，还是通过技术自动化减少资源冲突的自然演进，都能让我们朝着更好的未来发展。
幸运的是，对于这两条演进路径，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耐心的等待观察就可以了，这两个进化方向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了。

然而，谁又能保证科技就真的能够在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内突破呢？而它突破之后，整个社会的结构就是我们预期的那个样子呢？
谁又能保证中国的教会真正的按照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方向发展呢？又或者现在的城市化导致它未能像过去农业社会那样形成有效的组织呢？

未来很难预测，我们还是谨慎观察，拭目以待吧，有了这些对底层逻辑上的理解，当我们面对这些变革到来的时候，也许会更加的从容自若。

这个系列到此就结束了。最后，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毕竟一个人的能力和认知范围都是有限度的，很多观点并不一定正确，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思路和角度，引发你更深入的思考。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西方过去一两千年的社会结构。
通常我们认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西方就陷入了分裂。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西罗马的灭亡确实代表着一个统一政治政权的终结，但保罗建立的基督教会却一直存在，甚至发扬壮大。在经历了罗马的三世纪危机和蛮族入侵后，政治秩序逐渐崩塌，是基督教会站了出来，通过赈济灾民、扶危济困，维持了底层社会的基本结构与秩序。
到了中世纪，教会已然成为一个庞然大物。虽然欧洲版图上分布着大量的小国，但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欧洲却是统一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通过各地的枢机主教以及基层的神职人员，形成了一个严密且遍布欧洲的强大组织。他们宣传友爱互助，约束道德，劝人向善。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欧洲并没有分裂，而是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之下，形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共同体。
与此同时，各个国家以及不同层级的国王、公爵、伯爵等领主，则构成了另一套世俗的行政体系。这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不同，它本质上是由骑士阶层组成的军事联盟，国王只是这些骑士最大的首领。
这些骑士按封地的大小形成了公爵、伯爵等等级体系。农民向他们交税，他们则负责保卫领土。这种模式其实更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类似，整个欧洲就在这些国家之间打来打去，直到现代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
这些骑士阶层大多不识字，专注于冲锋陷阵。对于农民，他们只关心是否能够收上税，并不花太多心思去治理。此时，协助他们管理社会的往往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因为神职人员识字且拥有威望。
因此，欧洲存在着两套体系：一套是表面上由武士阶层主导的世俗政权体系，另一套则是主导精神文明的教会体系。 教会在教皇的旗帜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种“大一统”。而底层的社会结构则非常有趣，民众生活在政权与神权这两套体系的夹缝之中。
政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着不断的博弈。事实上，我们往往低估了神权对欧洲社会的影响。当时整个欧洲都是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教皇虽然没有军队，但号召力极强。他的话语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影响力便十分巨大。
这一点可以从著名的“卡诺莎之行”看出来，教皇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下达了绝罚令（开除教籍），皇帝不得不光着脚爬上阿尔卑斯山，在雪地里伫立三天请求教皇原谅，最终教皇才撤销了绝罚。由此可见，神权甚至在某些时刻凌驾于政权之上。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教皇看作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但他的权力远比周天子大，不仅仅是形式道义上的。在他的精神掌控下，教会垄断了欧洲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各国的国王连结婚离婚都需要教皇批准（著名的亨利八世就是一个例子）。在面临异教徒威胁时，教皇振臂一呼就能组建十字军东征，甚至拥有像圣殿骑士团这样名义上直属的军事力量。
这种政权与神权的相互制约，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底层的普通人民反倒成为了双方拉拢的对象。不管哪一方做得太过分，另一方就会借此发难，指责对方违背了规则。
另一方面，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底层民众来说，他们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模仿教会的结构和制度。
基督教会一直有选举的传统。就像《圣经》里记载的，耶稣死后，彼得等使徒搞“社会主义”实行财产公有，分发给穷人。后来使徒们认为专心祷告传道更为重要，不宜被分发食物这种事务性工作缠身，于是让教众自发选举出了司提反等几位执事来处理俗务。这种投票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中世纪教会经常召开大公会议解决教义分歧，这种通过代表开会投票决定真理的模式，直接影响了后来西方的议会制度。同样，中世纪修道院院长通常由修士选举产生，包含复杂的投票流程，这也让底层民众“有样学样”。
此外，中世纪教皇为了管理庞大的教会组织，复兴了罗马法，建立了一套逻辑严密的教会法体系。这让西方人很早就习惯了用法律条文而非官员的个人意志来解决纠纷。对于虔诚的民众来说，教会法高于国王的法律，因为国王只是凡人，代表世俗利益，而教会代表上帝。这种“神权高于王权”的观念，或许就是欧洲宪政意识的雏形。
神权和政权的双重制约，使得权力更加碎片化，为普通民众留出了操作空间。 比如村里的公共设施（如修路、修水渠），大家聚会商量时，觉得不能总麻烦神职人员，于是选出几个人专门负责，这些人逐渐演化为基层自治结构。
同样，欧洲还形成了行会和商会文化。这些行业协会最早起源于模仿教会机构的互助兄弟会，逐渐演化为不可忽视的组织力量。
欧洲的城市与中国的城市不同。中国的城市通常是权力中心、收税据点，住着政府任命的官员。而西方的城市则是依靠商业发展起来的，是夹在封建领主权力缝隙中的存在。商人阶层不满领主剥削，通过赎买或武装斗争，从国王或领主手中获得“特许状”，从而取得自治权。城市的底层治理不靠国王派来的官员，而是由行会、商会选举出的市议会进行自我管理，这其实已经具备了民主的雏形。
你可能会问，国王为什么不派人去管呢？像中国一样把盐铁收归国有不是更能赚钱吗？
其实，欧洲国王的权力与中国皇帝相比天差地别。国王只是骑士们的首领，实行层层分封。贵族替国王打仗，国王封给他们土地。在领主的土地上，他们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欧洲有句名言，“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正是因为贵族拥有独立权利，虽然契约上效忠国王，但当国王昏聩时，他们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对抗。著名的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们逼着“无地王”约翰签署的，开启了限制最高权力的先河。
总的来说，欧洲权力的主要特征是高度碎片化，国王与贵族互相限制，同时又受到教会的限制。这种多重权力的互相牵制，也许正是民主宪政诞生的底层逻辑吧。
但最核心的因素，是有教会作为一个基本的母体或土壤，形成了底层的信任机制并规范道德行为。历史上的希腊和罗马都不可避免地从民主共和走向了专制，而西欧在“蛮族”废墟中却诞生了民主，这并非偶然。最大的变量，就是教会这层土壤。
由于基督教义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才孕育出西方人人平等的共识；教会宣扬的爱与友善、无私互助，催生了规则意识，使得民主与法治得以实施。这种底层的相互信任机制，是一切契约精神的根基，也促进了商业流通。例如，欧洲两国交战，双方指着上帝发誓签署的和平协议具有极强约束力，对战败方通常也会给予人道主义考量。
对比中国，那个著名的“指着洛水发誓”如今已被调侃为经典段子。在缺乏底层信任机制的情况下，只能导致无尽的猜疑链。

我们再对比一下东西方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中国东晋的“衣冠南渡”，是以世家大族为组织形式的迁移。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并不是说说而已，王氏背后的宗族势力足以抗衡皇室。这种建立在世族争斗之上的东晋政权并不稳定，内部战乱不断，直到代表底层力量的刘裕兴起，才终结了这种门阀政治。
而英国人向北美殖民的过程，则是清教徒以教会为核心组织的迁移。他们在“五月花号”上自发签署公约，形成自治社区。在不断的迁徙中，内部未发生大规模内讧，反而自发形成民主投票，立志建立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山巅之城”。最初的十几个殖民地后来能自发聚集召开大陆会议，自下而上地建立国家组织，美国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两种不同的土壤，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国家组织构造方式。
总结来说，这种民主制度需要大量的先决条件，它需要一个互相信任、友爱的底层教会土壤，以及各种权力的平衡制约机制。因此，维护它的成本非常高，稍有不慎就可能跌落。
而在今天，西方国家面临教会衰落、道德滑坡、移民冲突和药物滥用等问题，社会严重撕裂，民主机制运转似乎已不再顺畅。他们究竟是能实现自我净化，还是会跌落回某种专制状态，这一切都还有待我们持续的谨慎观察。

最后，对比完西方的教会土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国古人就没有意识到‘底层互信’与‘道德秩序’的重要性吗？难道我们的先贤没有尝试过去构建一个基于‘爱’的社会吗？
答案是让人欣慰的，孟子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切。他终其一生都在试图解决我们前面讨论的不管是宗族械斗还是诸侯兼并背后的核心症结。
让我们以孟子梁惠王篇为例，为这段历史讨论做一个总结吧。
战国初期，魏国曾是当之无愧的霸主。魏文侯任用李悝等人变法，奠定了富国强兵的基础，继任的魏武侯更是战功赫赫，打得周边国家丢盔弃甲。然而，到了魏惠侯时代，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周边国家也开始学着变法而相继崛起，而魏国却因树敌太多陷入被动。
著名的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是魏国历史的转折点，齐国孙膑击败魏将庞涓，主力全军覆没，不仅打光了魏国的家底，连太子申也被俘，后来应该自杀了，这就是他后面说的“长子死焉”。
更悲剧的是，商鞅趁着魏国在马陵大败，紧接着发兵攻魏。此时魏国以此前被打残的状态无力抵抗秦军，被迫割让河西之地求和，并把都城从靠近秦国的安邑迁到了大梁，也就是现在的开封。
宋朝儒生之所以格外推崇孟子、热衷讨论义利之辨，或许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都城也在开封吧。
所以魏惠侯也叫做梁惠侯，后来大家都不怎么鸟周天子了，在著名的齐魏徐州相王之后，梁惠侯就改称为梁惠王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惠王见到孟子时，就发出了下面这段著名的感慨：

晋国（指三家分晋后的魏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面对君王复仇雪耻的急切渴望，孟子的回答却显得有些“迂阔”：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认为，只要推行仁政，让百姓深耕易耨、修养孝悌，哪怕是手持木棒，也能打败秦楚的坚甲利兵。他反复强调，“仁者无敌。”
其实梁惠王并非无能昏君，按照他说的

寡人之于国也，岂不尽心焉而已？河内凶则迁其民于河东，河东凶则迁其民于河内。

这句话可能我们刚读的时候并不是太在意，但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统治者凤毛麟角。特别是在王朝中后期，面对饥荒，政府往往因贪腐导致组织效率低下，层层盘剥，移民赈灾反而容易激起民变。梁惠王能在战国乱世有效组织大规模移民，说明他具备极强的行政组织能力。
然而，即便如此“尽心”，国力依然衰落。这正是梁惠王困惑的根源，也是孟子试图解决的问题。
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他敏锐地意识到，国家要真正强大，必须依靠民众的道德合力。无论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还是“天时地利不如人和”，都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友善协作的重要性。
为了实现这种道德理想，孟子提出了一套基于经济基础的解决方案：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孟子认为，普通人道德水平低是因为贫穷。因此，他建议君主们不违农时、让百姓吃饱穿暖（有恒产）。他相信，一旦底层人民富裕起来，有了产业，自然就会讲求仁义道德，国家也就随之富强。这与现代某些“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观点不谋而合。
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此前击败魏国的齐国来说，就是另一番场景了。在跟孟子的对话中，齐宣王就志得意满说，“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孟子问他，你的欲望能跟我说一下吗，是酒不好喝，肉不好吃，还是女人不好看呢？齐宣王回答说不是。
孟子然后说，

“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可以看出，他给齐宣王的对策也是仁政，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很显然，这是道德体系的建设，希望建立一个相互友爱的社会，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爱人如己，以对待自己的父母孩子一样去对待别的老人小孩。“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仁”其实就是一种广义的社会互信成本降低。他想建立超越宗族血缘的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他找不到载体，只能求助于君王。
然而，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孟子的这套逻辑存在断层。无论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还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简单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道德水准的飞跃。吃饱肚子的人，并不一定就会变得仁爱。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吃饱饭了就会追求美女豪宅，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甚至飞机游艇。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永不止歇的想尽办法去搞钱。
孟子正确地指出了国家强盛需要“仁爱”作为底层土壤，但他没能找到培育这种土壤的有效方法。他寄希望于通过赋予百姓“恒产”来自动生成“恒心”，这被证明是一种不现实的一厢情愿，甚至他连如何让人民吃饱饭富起来的方法都是纸上谈兵，阅人无数的君主们没有一个重用他就是很好的证据。
但是在今天，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历史，会发现孟子所渴望的那种“仁爱友善的社会”，在西方通过另一种路径实现了。
保罗所建立的基督教会，正是通过信仰而非单纯的财富，构建了一个基于“爱与友善”的底层社区。正如孟子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种基于信仰的共同体具有极强的韧性。在罗马帝国衰亡后，正是教会承担了社会组织与赈灾救济的功能。这种深厚的社会土壤，最终孕育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工业革命与近代科学。
孟子敏锐地洞察到了“仁政”与“人和”的重要性，但他始终未能找到构建这种理想社会的现实途径。历史证明，良善社会的形成不仅依赖物质基础，更需要精神信仰层面的组织与引导。
他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有恒产）来倒逼道德产生（有恒心）。这与西方不同，西方是先有了信仰（恒心），才构建了互信的社区。孟子把因果关系倒置了，他寄希望于君主自上而下的施舍，而不是底层自发的信仰构建。
也许正是中国上古时期绝地天通的那场事件，导致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一种有政权而无神权、缺乏独立宗教体系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环境下，孟子只能试图通过游说掌握政权的君王来由上至下地推行仁政，而无法找到一股独立的精神力量。如果当时真的存在某种能够凝聚人心的信仰组织并被孟子捕捉到，我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可能会因此而改写。
保罗其实也并非凭空创造了这一机制。他实际上是发现了一个由约翰和耶稣创建的、起初作为犹太教分枝存在的独特社区。保罗看到这个社区内部充满了爱与互助，并且具备一种自发传播的机制。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组织的普世价值并将其详细理论化，更在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传教与拓展的实践中。保罗深知“行胜于言”，他以身作则，通过自己卓绝的践行和感召力带动他人，真正将这个理论上的“爱与互助”发扬光大，构建成了坚实的社会土壤。
回头看孟子，我们只能感叹他受困于当时社会的局限性。如果当年的孟子真的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具备高度组织力、且有领袖以身作则的团体，我想以他的智慧和对仁政的执着，他定会像保罗一样，瞬间识别出其巨大的价值，并竭尽全力将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其毕生追求的“仁者无敌”的现实载体。

好了，这一篇就大致到这里，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宗教，都能约束人的道德行为。印度教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不仅用森严的种姓制度把人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而且整个社会毫无诚信可言，跟印度人做过生意的都知道，如果没收到钱就把货发出去了，东西一定会打水漂。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对这种行为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们的传统宗教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比较深，产生的结果也类似，很少有真正的信仰，更多的是被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之所以诚信程度更高一些，是因为传统文化和大一统政权带来的强制信用和外儒内法的官僚体系约束，下一篇我们就详细讨论下。

首先看完这篇文章的标题，相信你一定在心里思考保罗是谁。某种程度上来说，保罗可能是对我们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可能你会表示怀疑，一个连听都没听说过的人，怎么可能对我们的历史进程影响这么大呢？
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述，可能你就没觉得那么惊讶了，保罗是基督教真正的创始人，看一下基督教会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就可以推测出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大。如果你不认可基督教对我们现代世界的影响有那么大，那我们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看一下。
比如说一周有七天，礼拜天休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基督教带过来的。
再比如，今年是公元2025年，这个纪年是以耶稣出生开始计算的。事实上这些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自然而然的，并且习以为常的东西，甚至我们都忘记了去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源自于基督教会。
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医院，早期也都跟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现在熟悉的大学模式、学位授予、甚至毕业穿的学士服，都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教会。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最初都是由教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神学、法律和医学。“博士”、“硕士”这些头衔，最初是教会颁发的教书许可证。今天的学士服和方帽，其实演变自中世纪神职人员和修道士的长袍与帽子。
虽然古代文明也有医疗场所，但向公众开放、救死扶伤的慈善性医院这一概念，主要是由基督教推广的，基于基督教“爱邻如己”和照顾弱者（病、穷、寡）的教义，教会建立了最早的公共医疗系统。同样，现在的很多慈善机构组织最初也源自于基督教会。
现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也同样源自于基督教，教会法长期以来禁止纳妾和多配偶，并将婚姻视为神圣契约。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这种婚姻制度被写入了大多数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成为全球主流。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现代文明，包括科技进步，工业革命这些东西，都是在基督教的世界发生的。正是这些先进的文明，影响了我们的现在世界，进而改造了其他一些非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所以当我们现在环顾四周，仔细观察思考，很可能会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基督教文明所定义的世界当中，也就是所谓的现代世界。
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基督教的世界，而不是发生在非洲、美洲、中东，或者我们中华文明当中呢？这应该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吧。
怀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就先仔细的研究一下基督教会。

也许在今天科技高速发达、基督教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宗教对西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影响。但如果我们把历史往前拨一两百年，就会发现，在西方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宗教是何等的重要，几乎是他们衣食住行的一部分。即便是在今天欧美的很多地方，它的影响依然非常大，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比如，美元上印着“In God We Trust”，外国领导人宣誓就职时会把手按在圣经上。普通人的婚丧嫁娶都少不了教会神职人员的参与，去世之后会被葬在教堂里。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名叫保罗的人留下的影响。
你可能会说，基督教的创始人不是耶稣吗？怎么成了保罗呢？
事实上，基督教并不是一个人创立的。耶稣传的宗教最早是跟一个叫施洗约翰的人学的。最早约翰在旷野里传教，他们算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并不像严格的犹太人那样遵循律法行事，而是讲究友爱互助。
耶稣跟着施洗约翰学了之后，就开始自己传教，并融入了很多自己的心得。他喜欢讲故事和打比喻，在犹太人当中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教义跟犹太人传统的宗教和律法并不相符，而且信众太多，引发了犹太人的反弹。犹太人先是杀了约翰。耶稣本来可以逃跑，但他没有，而是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和理想毅然赴死。在他著名的“骑驴进耶路撒冷”时，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时候其实耶稣已经下定了必死之心。最终，狂热的传统犹太信徒又杀了耶稣。
如果照着常规发展，随着犹太人的迫害，约翰和耶稣创立的这个犹太教分支本会逐渐消亡。然而，这个时候，保罗出现了。他不仅仅把基督教发扬光大、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而且为这个教会建立了一系列严谨的理论基础和行为规范。
实际上，基督教的圣经最早只有《新约》部分，旧约是犹太人的圣经，因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分支。耶稣他们在传道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引用了旧约中的部分。在后来的把新约中。所有引用过的。包含的章节内容的就业。的经书加了进去。。
而《新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保罗写给各地教会分支的书信组成的，这些书信构成了教会的理论基础。再加上几部记录耶稣故事的福音书，以及介绍保罗传教历程的《使徒行传》，还有其他几个早期使徒的书信，就构成了《新约》圣经的全部内容。而保罗的书信是这一切当中的核心。
当我们看到这个宗教的理论基础是保罗奠定的，教会组织也是保罗传播起来的，那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说，它确实就是保罗真正建立起来的。而耶稣的故事和他的死，更多是用来聚拢教徒、激励人心的一个精神寄托。
更详细的总结来说，最早是施洗约翰奠定了教会的基础，提供了一些前期底层逻辑和早期用户。耶稣从约翰那里继承了这些，然后四处传教教导人，但他并没有严格意义上建立一个严密的教会组织机构，也没有写下经书或建立理论体系。后来的门徒在福音书里记录了他的故事和讲话，大部分都是打比喻、讲故事、讲道理。耶稣的仁爱和他自己的死，给基督教提供了一个精神象征，把教徒们凝聚在他的名下。
而保罗，把这一切理论化、逻辑化了。他把耶稣的生平、死亡和复活总结成了一套严密的神学逻辑，比如因信称义、原罪、救赎论等，这构成了现在基督教的理论基础。
保罗另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去犹太化”。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受众都是犹太人，是保罗坚决主张废除割礼，让非犹太的外邦人也能加入。这一步才使得这个群体从一个犹太人的分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基督教会，无论是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高卢人，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都可以成为基督教会的信徒。
早期基督教的活动范围只是今天以色列的大部分地区，是很小的一片土地。如果他们的传教范围只限于犹太人，随着狂热犹太教徒的迫害，他们很快就会消亡。正是保罗使得这个宗教对所有人敞开大门，才为教会带来了新的发展局面。他把教会传遍了地中海沿岸几乎整个罗马帝国，建立了严格的教会组织结构，设立了长老、执事等各种管理制度。
综合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严密的、有理论的、真正的组织在他手中被建立了起来。如果说他不是基督教真正的创始人，那我们还能说是谁呢？
保罗在西方的名气相对比较大一点，一般被称为“圣保罗”，很多地名和教堂都用他来命名。这个名字想必你也有所耳闻。
耶稣是贫苦出身，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他很聪明，但他的传教只能到达一个有限的高度。同样，他的门徒们也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渔夫之类，能力和能到达的高度都很有限。
但保罗不一样。保罗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出身中上层。证明他身份的一点是，保罗是当时的罗马公民。保罗生活的克劳狄乌斯时代是罗马帝国初期，屋大维刚死没多久，这时候罗马公民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跟三世纪卡拉卡拉皇帝滥发公民权的时候完全不能比。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圣经》中保罗和当时驻守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千夫长的对话看出来。千夫长说，“你是罗马人吗？”，“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
我们现在认为千夫长顶多也就是一个团级干部，但即便按团级干部看，在当时社会中也算是不低的阶层了，他都要靠行贿才能成为罗马公民，可见罗马公民的地位和含金量。
更何况，当时的罗马军队远没有现在的部队规模大。当时一个军团约六千人，有六个千夫长，一个宽带千夫长加五个窄带千夫长。当年凯撒出征高卢时只带了四个军团，跟庞培决战的时候也就八个军团。这几个军团的千夫长加起来也就几十人。理论上说，他们都是可以跟凯撒坐在一起开作战会议的，甚至能叫得上名字，这已经算得上是高层了。
然而对此我们还要更详细分析一下。能跟凯撒坐在一起开军事会议的都是正规军团，其中的宽带千夫长甚至是元老院贵族，而这个耶路撒冷的千夫长并非如此。
当时的耶路撒冷归叙利亚行省管辖，叙利亚行省处于帝国东方防线，是重要的军事前哨，总督必须由前执政官担任，首府安条克（Antioch）是帝国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的第三大城市，驻有罗马的4个正规军团。据《圣经》记载，就是在安提阿（即安条克），门徒们才开始被称为“基督徒”。
而在叙利亚行省总督下面还有一层巡抚，管辖下边的犹太地区。驻扎在耶路撒冷的这支军队并不是正规的罗马军团，而是辅助部队，他们听命于位于凯撒利亚的罗马巡抚，也就是《圣经》中提到的腓力斯和后来的非斯都。正规罗马军团的每一个士兵都是纯正的罗马人，以此保持军队的忠诚，而对于辅助军团来说，那些其他地方征召的人需要服满25年兵役才能获得罗马公民权。
这个千夫长在圣经里的名字叫革老丢吕西亚（Claudius Lysias）。从名字上看，他很可能是一个希腊人，因为战功或贿赂才获得了提升。他说自己花了大价钱才获得罗马公民权，而保罗的公民权则是出生就获得的。这说明保罗的父亲或爷爷那一辈就成为了罗马公民。保罗会做帐篷，说明他们家祖上很可能是一个以帐篷为业的富商，因为军队需要采购大量的帐篷，可能是在当年凯撒和安东尼东征时，因给军队提供物资后勤供应而获得了公民权。
罗马公民权对保罗非常重要。对于罗马公民，未经审判不能定罪。这在保罗好几次受到迫害时，因为罗马公民的身份而得到了军队的保护。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害死了约翰和耶稣，但在遇到保罗时却碰了钉子。
出身社会中上层，意味着保罗从小受过良好教育。也就是说，保罗的思维更加严谨，逻辑更加完善，思考问题也更加深入全面。这就是他能够为教会建立完善理论基础的真正原因。
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创立的教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比如有钱的信徒把钱交给教会，然后教会把财产分给穷人。在《圣经》中，这被多次提及。甚至在耶稣死之前，有一个妇人用一瓶很贵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门徒都说可惜了，要是卖掉换成钱发给穷人多好。这说明他们其实是靠接济穷人才获得宗教广泛传播的。
当然，不光是接济穷人，耶稣也给他们带来了仁义和友爱。也许他们并没有总结出相应的理论体系，但事实上他们就是按照这些规则来运行的。这种仁义友爱和接济穷人，构成了耶稣这个犹太分支的核心。保罗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并将之发扬光大，其实就是被这种仁义友爱所感动的。
保罗最早是法利赛人，也就是犹太人中那些真正严守戒律的狂热分子的一员。耶稣死后，教徒中有一个叫司提反的人在大力传教，后来也被犹太人迫害致死。当时，保罗就站在行刑队中目睹了这一切，他很冷漠地看着。后来他奉祭司和长老的命，到处抓捕基督徒。也就是说，保罗最早在耶路撒冷城中，很可能就是一个类似警察局长的角色。
而在去大马士革逮捕基督徒的途中，保罗的眼睛突然出了问题，看不见东西了。连续几天，他几乎是被人搀扶着进了大马士革。
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些保罗准备迫害的基督徒们非但没有见死不救或落井下石，反而悉心照料他并治好了他的眼睛。
正是他们这种大公无私、仁义友爱的行为感动了保罗。当一个群体无私到愿意救治照料一个迫害他们的敌人，这是多么高尚的道德品质！保罗不仅心怀感激，也对他们更加同情。我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保罗逐渐被他们感化，最终成了基督教的一员。
我们可以大胆猜测，保罗在这段时间通过仔细观察研究这个群体，心里应该会感叹，像这样一个充满友爱互助的群体，生活在其中是非常开心和满足的，比他在耶路撒冷犹太传统宗教高层里见到的自私和争斗要强得多。这个群体充满了人性里美好善良的东西，而传统犹太教当时给人的感觉却充满了腐化、私欲、嫉妒和纷争。
这其实跟我们上班的时候也类似。有些团队氛围很好，在里边工作感觉非常的开心。但有些公司和团队就充斥着勾心斗角，各种心机手段，你需要花费大量智力和精力保持警惕，以免落入别人的圈套。在这种举目四望都是敌人的丛林社会的氛围里，工作是非常的痛苦难受的。
也许保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觉得耶稣创立的这个教会的氛围实在是太好了。他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而且希望整个世界都是出这样的，充满着互助和友爱。
而这个教会不但提供了友爱互助的社区氛围，还有一种互相传播的机制。也就是说，它的成员可以自发的到处去传播传教，不停的壮大这个社区。这是多么美好完美的一种形态啊。它可以约束人的道德，而且还可以不费力的自发的滚雪球似的传播。
也许保罗正是观察到了这一点，才下决心要把他一生的事业都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他为这个教会建立了理论的基础，并花费他一生的精力，把他们传遍了罗马帝国。
事实上，它点燃了这把宗教的火焰，不仅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而且传遍了整个人类世界。把友爱互助这些美好的观念，通过这种群体自发的不停的传播到了整个世界，直到我们现在生活的今天。
正是保罗所留下来的这份遗产，这个自发传播仁义友爱的社区，在其中孕育了近代的科学文明，把人类带向了工业化，使得我们进入了人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事实上，我们举目四顾，反观我们自己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朝代循环中不断内卷重复，跟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比起来，后边的这些朝代当中，并没有太多可以称道的文化和科技被发明发现出来。
而基督教社会却演化出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近代的工业化和科技大发展。
如果你反驳说西方之所以能演进出近代科技，是因为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遗产，那些早期哲学家们留下来的几何学哲学物理学等遗产激励了后来的人们才促成了这些发展演进。
这种反驳并不能站得住脚。同样，中东世界也拥有继承了这份财产，他们还搞过轰轰烈烈的大翻译运动，但他们并没有演化出近代的文明。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我个人观点来看，最本质的还是基督教这种友爱互助的底层土壤。正是这种土壤，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合作变得轻松容易。人与人之间不设防的氛围以及合作的基础，才使得科学技术能够孕育并蓬勃发展。
比如早期人生了病，一般都是去教会。不只是简单的祈祷，照顾病人的这些人（现在的医生雏形）会实事求是地交流，分析疾病产生的原因，而不会为了赚钱去骗你。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分享总结，逐步积累演化成了近代医学。
再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人发明某种窍门时，往往藏着掖着，所谓“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而在西方，这些发现会被共享，并演化出专利机制来补偿发明者。正是这种公开的合作，以及不用担心被窃取成果的安全感，带来了大规模的人类协作，逐渐演化出了科技和工业化。在这种教会氛围下，人的道德被规范，人们变得更加诚信，少了很多投机、欺骗和腐败。
当然，这都是一些随便举的例子了。总的来说，基督教会这种友爱互助的团体氛围是一种更底层的土壤，是这些土壤孕育出来了科学和技术的果实。
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认为并把它称为保罗留下的遗产。
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保罗算不算对我们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人呢？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约束道德的机制。在他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它理论化体系化，并广泛的推广传播。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上，他轻轻推了一下车轮，改变了方向，然后整个整个人类文明就顺着地势加速向前，避免了原地打转，走向了科技与文明的无尽未来。

当然，前面提到的保罗的这些观察思考，很多都是推测，保罗并没有直接的说出来他是这么想的，但这是很合乎逻辑的一种推理。
但在保罗写给教徒的书信，如《罗马书》、《哥林多书》、《以弗所书》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他的策略。因为受众是教徒，很多时候，保罗并不会直接把他的观察思考说出来。而是在教会的神学叙事体系下表达这些观念。对于普通信众来说，用神学的方式把他们聚拢在一起，比直接讲道理要容易得多。
保罗在信中写道，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做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也就是说，对大多数这些普通人来说，只能用神学色彩更浓的方式来，也就是宗教的形式来把它们聚拢到一起，向他们传播友爱和仁义，而不是简单的直接给他们讲道理，讲智慧。也就是保罗所谓的“喂奶”而非“喂饭”。
在保罗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仁爱道理的逻辑性讲述，神学色彩相对淡一些。但随着时间推移，在《圣经》收录的约翰相关的福音书和书信中，神学和超自然的色彩越来越浓重。这可能是教会后期发展的必然，因为信众越来越多，而且这些人的知识水平都很低，只能用这种更偏神学的方式。
约翰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活了很久，据说一直活到了图拉真的年代。
所以在他的作品里边。可以反映出教会后期的一些状态。也就是越来越多地走向神学和宗教化。但不管是早期像保罗这样更像慈善组织的教会，还是后期披着神学外衣的教会，核心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保罗说的“教会的核心是爱”，还是《约翰一书》里反复提及的“你们要彼此相爱”，都说明了基督教社区把人团结聚集在一起的最核心力量是相互的友爱。
根据教会历史学家记载，约翰在年老体衰、无法长篇讲道时，每次被人抬到聚会中，他都只会反复说一句话：“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 当人们问他为何总是重复这句话时，他回答说：“因为这是主的命令，若是遵行了这一条，便足够了。”
这正是基督教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一个宣传爱的团体社区。
然而，一直保持友爱互助，维持这么高的道德标准是非常困难的，很容易被一些有野心有欲望的后边的人利用，去做类似于搞钱搞权搞女人之类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当中，有大量的篇幅都是预防这一类人出现的，无数的篇幅语言，用来告诫这些教徒们，要他们预防各种各样的“假先知”、“敌基督”。防止这些充满着欲望的别有用心的人把整个教会带偏。
正是这些早期教会的建立者们维持了很高的道德标准并亲身实践，用自身的言传身教来做各种各样的预防来示范带头，尽可能的避免了这个教会组织的腐化。
然而，随着教会的发展，到了中世纪，它已经控制了整个欧洲，形成了庞大的组织结构，还拥有税收的权利，这时候腐败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但是得益于这些写在圣经里边的各种各样的预防和千方百计的教导，当印刷术出现、所有人都能读到《圣经》后，虔诚的教徒们重新拾起了教会的本质，开启了自我净化。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教皇利奥十世发行臭名昭著的赎罪券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人站了出来来反驳他，并导致了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
就像马丁路德写的那样，“基督徒应当被教导：看见弟兄有急需却掉头不顾，而去购买赎罪券，他所买到的不是教皇的赦免，而是上帝的愤怒。”
路德指出，赎罪券削弱了基督徒的爱心和责任感。赎罪券最大的危害是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让人们不再敬畏上帝，不再真心悔改，从而将灵魂置于危险之中。
正是这种对天主教会腐败的痛心疾首，促使了这些虔诚的信徒们自发的建立了新教分支。
即便是我们中国人，对教会不太了解的，也在历史书上看到了对赎罪券这种东西的各种各样的批判痛骂。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了修教堂而发行的这种赎罪券，跟中国历史上封建迷信那些各种各样的玩法比起来，其实完全就是小巫见大巫？事实上，这些坑钱的套路现在还到处都是，然而却很少有人指责。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会能够自发的把赎罪券批斗成这么十恶不赦的东西，恰恰说明了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净化自我修正的机制。
而这一切，都源于保罗他们在新约圣经里边，早就播下了的这些种子，通过大量的篇幅来劝诫警告以避免出现这种场景。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可以发现，基督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事物，它有一个友爱互助的社区，有一个靠信仰来约束道德行为的上帝。有一个自发传播的机制，还能在陷入腐化时自我纠正自我净化
而且它的核心理念也非常简单，真正的道德理念都写在新约那些书信里边，内容很少并不复杂。
如果不考虑自圆其说的其他理论基础，所有的道德准则就写在保罗的《罗马书》中很少的一部分，我们直接摘录在下面：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用保罗的话说，所有这些行为准则，道德规范，“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整个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爱，并没有什么夸夸其谈的空话大道理。而这些基督徒们则是真正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靠行为去感召其他人，传播仁爱与友善。
这么好的东西，西方可以利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呢？
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现在基督教会的火种在我们的国度已经点燃，依靠现有的教会自发传播，也许需要几十年上百年，就能逐渐的覆盖到我们所有人，就能约束我们的道德行为，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底层结构。
甚至搞清楚它这一套运作的逻辑机制，我们传统的那些儒释道也可以与时俱进吸收进来，只要能做到这种友爱互助的社区就够了。但真正执行这么高尚的行为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传统的宗教主动的践行这一法则是非常困难的，更可能的还是基督教会自身逐渐发展起来。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演化出来一个国内自己的基督教分支出来，整个教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过多次的分裂，先是分成了东正教和天主教，然后又分出来新教。我们国内主要就是新教。其实，什么样的教会形式并不重要，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本地化的中国基督教分支，只要他能够践行相互友爱这一条就足够了。
然而，真正的去践行无私的大爱，这一条实在是太难了。毕竟每个人自身的本能都是趋利避害。想要人去无私的奉献，这对道德标准要求非常高，大部分人只能做到简单的去践行一下，但在关乎自己生死存亡的巨大利益面前，很可能还是以自保作为首要目标。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做到杀身成仁的，几乎都是圣人了。
在这一点上，耶稣差不多算是做到了。在面对狂热的犹太人抓捕的时候，它旁边的西门彼得拔出刀来反抗，还削掉了其中一个人的耳朵。如果耶稣是一个稍微自私一点的人，就会借着这些门徒们的保护而逃跑。然而他明知道被抓捕后等待他的是死亡，也没有选择反抗，反而告诉彼得说，收起他你的刀吧，然后还给那个被削掉耳朵的人进行了医治。
这正是一种无私的仁爱，而西门彼得就做不到这一点。在耶稣被抓后，好几次彼得差点被其他人认出来，说他是跟随耶稣的人，为了自保彼得都没有承认，这就是著名的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
虽然说耶稣有十二门徒，但这些门徒也各有远近，有三个是最核心的，也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一点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来，比如耶稣在上山的时候只带了他们三人，还有其他几个地方也多次提到类似的场景。保罗的书信里也提到，“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矶法(彼得)、约翰”
约翰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活了很久，部分也是因为他当时年纪比较小的缘故，雅各是他的兄弟。
圣经里记录耶稣故事的福音书有四部，其中约翰和彼得每个人都参与创作了其中的一部。因为他们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层民众，这些福音书大部分都是他们口述由那些弟子或者其他人整理记录出来的。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由马可写下来的。约翰福音则直接以他的自己的名字冠名，据一些学者考证，应该也是他的一些弟子们被称作约翰学派的一帮人写出来的。
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也是十二门徒之一，他本来是一个税吏，后来跟随了耶稣。
而另一部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是一名医生，他一直跟着保罗，甚至保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还提到，“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同时路加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正是因为跟保罗一直在一起传教的经历，才使得他详细记录了保罗传教过程中的各种细节。
耶稣的这几个弟子对于我们中国人可能不是太熟悉。但他们在西方则是家喻户晓，给小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也经常用这些名字，为了区分，他们都在这些使徒的名字前面加了个圣字，加了之后也许连我们感觉都会熟悉一点，比如圣彼得，圣约翰。
如果按继承关系的话，耶稣死后彼得理论上应该按我们所谓的说法大弟子接任掌教。当然基督教并不是这种说法，并没有这种严格的等级区分，但是耶稣死之后，从各种顺序上来排的话，彼得应该是在第一位的。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天主教追认彼得为首任教皇，也许这样意味着他们是从耶稣彼得一脉一直不间断的传承下来的吧，这样更显得教皇的权威性。
现在梵蒂冈的天主教皇所在地，名字就叫做圣彼得大教堂。这个教堂修的非常雄伟壮观，有兴趣可以找图片看一下，当年就是为了修它发行的赎罪券。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的高尚无私。对此也不能苛责太多，毕竟他一开始只是一个打鱼为生的底层普通人，后来跟随了耶稣，更多的算是一个忠诚的追随者。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也能英勇的拔出刀来对抗，耶稣死后他就趋利避害了。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我们仔细想想，自己能做的就比他好吗？
在后来耶稣死之后，犹太人继续迫害教会的时候，彼得也被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了。按照圣经上的记载，有天使帮助他门被打开，然后彼得就一路逃了出来。
不管真的有天使，还是彼得用什么手段，或者说有其他人帮他，事实就是，彼得被关起来之后，自己偷偷逃出来了，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保命优先。
然而保罗并不是这样的，同样有一次，保罗他们在腓利比被不公正的关了起来。这时候晚上应该是发生了地震，监狱的门被震开了，于是其他犯人们都哗哗的跑掉了，这时候那个狱卒因为害怕被问责或者酷刑拔刀要自杀。
这时候保罗在里边大声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从这点上来看，保罗的行为则是更高尚一点，这跟耶稣的坦然赴死是类似的。而这个狱卒也是被保罗这样的高尚行为所感动，从而全家都皈依了教会。另一方面可能罗马公民身份的这层保障给了他一些不逃跑的底气吧，但他对一个素不相识甚至还迫害他们的狱卒的生命的关爱则是明确无误的。
正是保罗这种无私的大爱和行为，感召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加入了教会，真正能践行这种无私的大爱才是基督教能兴盛繁荣的基础。
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保罗，指望彼得他们能把教会传起来是几乎不可能的。当然随着保罗的言传身教以及感化，彼得他们后来也慢慢的变得更加高尚起来，逐渐的找到了整个教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翰老年的时候经常重复着那句话，“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
正是这种核心价值观，这种无私的大爱的感化之下，当罗马发生大规模瘟疫的时候，这些基督教徒并没有逃跑躲避，而是舍身救人慨然赴死，主动去照顾那些被瘟疫感染的人，不但照顾自己的家人教友，还走上街头去照顾那些陌生人，当时罗马人观察到了这种行为大为震撼，很多人都被感动从而加入了基督教会。
所以基督教会的兴盛壮大，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么好的价值观念我也愿意看到他们兴旺壮大。
早期来中国的很多传教士们也都践行了这些观念，有兴趣可以仔细的去翻翻历史，找一下他们的故事。
现在国内这些基督教会很少看到能出一两个这么有无私大爱的人了，虽然他们也践行友爱互助，但很难做到这种慨然赴死的精神。所以这一点上确实值得我们担忧，就怕他们不思进取反而被慢慢的带进中国封建迷信那一套逐渐被腐化掉。
但总的而言，他们的风评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要好很多，希望他们里边能够出几个道德特别高尚的人，言传身教的带一带这些风气吧。
毕竟现在圣经每个人都触手可及，就像当年天主教腐化之后，那些教徒们读了圣经自发的践行保罗他们的理念，进行宗教改革自我净化从而产生新教的过程一样，希望他们在个人与圣经与上帝对话的过程中，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形成一个相互激励的正向循环。

关于基督教的介绍，就先写到这里，下一篇我们讨论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

我们首先从孔子的一段话开始，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的大意就是说只有君子才是真正的讲道理道义的，而小人只讲利益。
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句话，但是读过之后呢？想必大家都是觉得“啊，说得对”，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很少进行深入思考。实际上，传统儒家拥有一套非常完善的道德理论，讲究“仁义礼智信”，这些确实都是很好的大道理和道德标准。
然而，理论虽好，但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缺乏实践，也就是说如何让人去践行这些理论呢？这些仁义道德说起来冠冕堂皇，如果人们不去践行的话，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话吧，比如说，“小孩才讲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我们很多人看了之后就说，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就该这样。可是我们再对照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如果只讲利益的话，那按孔子的标准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小人了，反而小孩子才是真正的君子。
也就是说真正的讲道理，所谓的儒家的那套道德标准的话，对一个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只不过都是嘴上说说而已。没有人按照儒家的那一套理论去践行。如果真的有人严格的执行这些儒家道理的话，我们甚至都能之为知行合一的圣人了
我们再看一下君子和小人这两个词。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小人就指的是地位低下的普通人。而君子在我们常用的话语里已经大致等同于道德高尚的人，但是至少这个词本身，也就是字面本身他指的是国君的儿子，而国君的儿子怎么会慢慢的被演变成为指代道德高尚的人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一般来说古代的国君都是一些贵族，他们衣食无忧所以就不像普通人那样去为了一些小事情蝇头小利去争来争去，另外国君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人事纠纷，所以他的儿子很有可能都是未来的储君，所以说平时这些人的言行规范道德要求很高，因为很多人都盯着他，他需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自己一定要行为高尚才行，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叹服才去遵守他的命令。
如果你不够相信这段解释的话，那么我们看一下国外的表述。在英文中行为高尚的人或者一些高尚的行为有一个专门的词叫noble，这个词本身就是贵族的意思，他跟我们汉语中的君子其实是完全是同样的起源。所以说，无论古今中外人们对于人的行为道德的标准，看来观感都是一样的，也就是那些国君或者贵族，一般来说才能更讲道理，或者说道德高尚一点。
对于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讲求利益是人类的本性，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孔子通过大量的人生经验和观察得出的结论说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是一个精辟的总结。我们没必要纠结或者故意装作自己的道德水平有多高尚，因为人类的本性就是如此，毕竟每个人都要养家糊口，而资源又是有限的，在这些资源的获取和分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牵涉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纷。
假设我们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有大量的金钱，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缺少很多利益纠结，也许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行事标准或者说道德水准会提高很多。也就是说，在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理想主义社会里可能人的行为更高尚一些，而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那些国君和贵族们，他们的物质极大丰富，道德行为更高尚一点，不会去为那些蝇头小利费心，也是符合人的逻辑常理的。
然而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就要为了这些利益进行博弈，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养家糊口，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纷。甚至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就有一些人降低了自己的道德标准以取得竞争优势。
如果我们强制对这些利益进行分配，比如说大家都分一样多，统一分配吃大锅饭。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少了很多纠结和抱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的和睦一些。
可是要是大家纯粹为这些资源利益进行博弈的时候，那就多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人性当中那些各种不好的东西也都展现出来了，也免不了有一些人一再降低道德标准，甚至毫无底线。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感叹，当年大家虽然穷，但是都挺开心的，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反而每天过得很难受。
这就是分配机制导致的，从人与人之间的毫无竞争，到了为了资源利益纯粹的博弈时代。当你去工作上班时，周边的同行同事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你的竞争对手，为了脱颖而出，得到更多的资源分配，你不得不想方设法跟周围的人斗智斗勇。
如果经济一直增长，蛋糕不停的做大，那大家每个人都分的越来越多，所有人都会很开心，这种博弈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激发了干劲，大家的道德水准也会维持在一定的程度。
可是当增长停滞或者下滑的时候，特别是牵涉到个人的生存生活底线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博弈就会加剧。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能拍着胸脯说能保证自己的道德底线一直不往下降低吗？更不要说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大量的投机小人了。
在同一个团体中，这种道德的不停下滑是很难控制住的。当一个人没有底线去乱搞而获得利益的时候，其他人如果不跟他使用同样的手段或者说更无耻的手段的话，很可能就被挤出去，于是大家的素质底线都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在一群每个人都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人群当中，随着博弈的进行，道德的不断沦丧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文明社会当中，都要想方设法约束人的道德，以避免毫无底线的滑向丛林社会。
所以我们建立了国家，建立了政府，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法律。比如说直接去抢别人的财产，就会被判刑坐牢。这种威慑力，使得大家都知道，尽可能的使用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利益，某些底线是不能触碰的，这就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道德的不断沦陷。
然而，这个靠政府军队和警察维护的这套法律体系，只能简单的守住一些底线，而在这些底线之上有很多的灰色地带。在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里，即便是杀头的买卖也有不要命的人去从事，在经济停滞或者下行的时候，大量的人道德沦丧，逐渐的滑入这些灰色地带就更是不足为奇了。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除了靠法律来治理国家以外，不可避免的就得想方设法的提高社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减少整个社会的利益纠纷和摩擦，才能更好的保持社会稳定。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这套道德体系，理论上就是儒家思想。然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儒家这些仁义礼智信朗朗上口的大道理，大家只不过是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而已，并没有强制约束我们执行的机制。

历史上那些大儒们也隐约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宋朝，可能是经济比较发达，这些现象表现的比较明显而被他们观察到了吧。
程颢程颐说，“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既知此，天下之事皆从此出。”
朱熹当年曾经邀请陆九渊做过一次讲座，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义，我们下面摘录下陆九渊的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

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
人们所明白的道理，是由他所学习的内容决定的，而所学习的内容又是由他的志向决定的。
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
立志于义，那么所学习的必定是关于义的内容，所学习的是义，就能够明白义了。
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
如果立志于利，那么他所学习的东西一定是关于利益的，所学习的是利，那么就会明白利了。
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所以求学的人的志向，不能不分辨清楚。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有名的儒生、杰出的大臣都是从科举中产生的，如今的读书人当然也没办法避免参加科举考试。
然塲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
然而科举考试的成败，只取决于考生的技艺和考官的好恶罢了，并非用来辨别君子与小人的依据。
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
而现在世上的人却以科举中第来相互推崇，使得一些人沉迷于科举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整天所研习的，虽然说是圣贤之书，但是探究他们内心所向往的，却是与圣贤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
进一步来说，他们又只考虑官职地位的高低、俸禄的多少，怎么能全心全力地处理国家大事、关心百姓的疾苦，从而不辜负任用他们的人呢？
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
在这样的环境中做事，经历得多了，研习讨论得熟练了，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顾恐不在于义耳。
只是担心他们所通晓明白的不在于道义罢了。
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慱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
如果真能深刻思考自身，不能让自己归入小人之列，对于追求利欲的习惯，为之痛心疾首，专心于道义并每天勉励自己，广泛学习、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确辨别并切实地去实行。
由是而进于塲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
像这样去参加科举考试，写出来的文章也一定会阐述自己平日里学到的知识、心中所蕴藏的见解，并且不会与圣人的教诲相违背。
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由此进入仕途，必然都会恪尽职守，勤恳做事，心中装着国家、装着百姓，而不为自身谋划，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称之为君子吗？

他的意思大致是说中国古代的科举只考察了人的能力技能，也就是说对所谓的四书五经这些经典典籍的掌握能力，他的学习能力及表达思考能力。也就是说，科举能选拔一批在他定义范围之内有能力的人上去，但是他却无法去选拔鉴别那些真正道德水准很高的人。

这番言论听得台下的朱熹如同醍醐灌顶般的感同身受，按朱熹的话说：

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
至于他阐发道理、铺陈发挥，又诚恳透彻、清晰明白，而且都能切中学子们内心深处隐藏的、长期积累的弊病，大概听讲的人没有不被触动、感到警醒的。
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
我还是担心时间久了大家或许会忘记这些教诲，于是又请陆子静将这些话写在竹简上，然后收藏起来。
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其可不迷于入德之方矣。
凡是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对于这些内容反省自身并深入考察，那么大概就不会在修身立德的道路上迷失方向了。

可以说他的感叹是非常的深，不光是他，我们读了也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事实上这说明了什么呢？无论是程颢程颐，还是朱熹或者陆九渊，这几个人都是中国历史上宗师级别的大人物，都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有深刻的了解，他们之所以如此在意道德水平，在意这些参加科举的读书人的价值观念，说明他们都隐隐约约的意识到了一些东西。
儒家的仁义道德这些道理是不错的，非常冠冕堂皇，但是他缺乏了一个约束人去真正践行这些道德标准的一个机制，连那些参加科举的每天读四书五经烂熟于胸的读书人，都无法去践行这些东西，更何况他对普通人的约束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几个人都对此感到了担忧，也许都隐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吧，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儒家只有理论，没有约束执行机制。
历史上人们早就注意到了道德品质这一点，在科举之前，传统的举孝廉，其实就是选拔那些道德品行高尚的人。

实际上我们的高考跟科举也是一样，我们高考现在选拔的人才都是对那些专业学科，不管是语文数学英语还是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各种各样的学科，选拔的都是对这些学科的知识理解更透彻，记忆更深刻的人，也就是说选拔了一批到达了某种程度知识技能的人。但是这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道德水准完全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道德水平是没有人能够约束，也没有人知道是处在什么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也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再高，很多人的道德水准并不能说有多高尚，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也接受了这一观点，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只是隐藏的比较深罢了。受过良好教育意味着对规则和公序良俗有着更多的理解，某种程度上不会明显的违背这些原则，也就显得可能比那些底层的普通人稍微好一些。但不要忘了，人的本性都是差不多的，受过教育者也许只是对自己的利益诉求隐藏的更隐蔽一些而已，但本质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利己主义者。
这是我们整个儒家文化圈，包括整个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下，每个人讲的都是利益，也就是说金钱至上，这种拜金主义滋生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在整个国家经济都在不停的增长，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时候还不是很明显，但是每当经济下行或者说蛋糕资源不再变大甚至变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和利益不均衡就会导致出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争执纠纷。
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如果大家都是讲究所谓的道义和道德，公共道德放在第一位，那么很多问题就可以很简单的协商解决，然而，现实并不是如此。
我们前面讨论过，在资源稳定或者不足的时候，大家都在为了利益进行博弈，但是这个博弈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那些道德标准偏低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螺旋，大家都不断的拉低自己的底线，从而跌到我们前面讨论的法律边缘不停的试探。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套不停的修复这些道德水准的机制。
既然儒家空有一番道理却无法执行，那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能够真正来约束这些道德的机制呢？让人欣慰的是，还真的有。我们下面就一步一步来介绍解释。

我们先举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例子。东汉时期的杨震，有一次遇到一位县令给他送黄金，并告诉他：“现在是晚上，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杨震没有收，而是回答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这句话隐含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杨震拒收贿赂，说明他道德品德高尚，而他的那句回答，则揭示了约束道德背后的力量。
我们先看后半句“你知我知”。这代表的是良心上的不安。也就是说，道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个人的良心来约束的，但这完全取决于个人修养的高低，因人而异。
但前面那句天知地知，却暴露了另一种很深刻的东西，也就是说除了个人的良心来约束道德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来约束道德，这个东西就是“天”和“地”，也就是说“人在做，天在看”。
这个“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虚拟化的造物主，或者一种超自然的规则。这个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文化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迷信。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不管是称之为“天”、“造物主”还是其他名字，我们总觉得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冥冥之中有一个维护规则的存在，一种超乎自然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即便是无神论者，心底里也有这个概念，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引用它。
事实上，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是一种存在于我们大脑中、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概念，它不同于迷信中那种人格化的神。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根深蒂固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潜意识里的敬畏感。
具体说它到底是我们人类生而俱来就存在的先天性的概念，是人类生物的本能，还是说是我们后天的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一个社会共识，这是一个偏哲学的问题，我们先不深刻去讨论了。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天”的概念确实能有效约束人的道德行为。杨震“天知地知”的故事说明，如果你相信有一个“天”或者更高维度的存在，你就会心存敬畏，不敢去做违反道德的事。同时，人们内心也会认为，只要不做亏心事，多行善举，这个超自然的存在很可能会在人生的某些阶段给予回报或补偿，从而避免遭受一些不好的报应。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大脑中本能存在的一种底层机制，但从绝大多数人的表现来看，这种潜意识里的“规则”似乎是真实存在的。
那既然这个机制能约束人的道德行为，我们能不能人为的创造一些东西，一套理论或者一个组织，来真正的强制性的约束人的道德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而事实上，人类早就发明了利用这套机制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宗教。

人类的社会的早期就是利用心中的这种机制来进行统治的，我们看各个文明最早出现的社会形式，基本上都是以神权为中心，这些族群依靠祭司以神的名义来来颁布各种各样的规则，以约束整个群体的行为。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青铜器被发现之后，那些垄断着青铜武器生产和制造整个流程的一群人，就获得了强大的战斗力，然后利用这些金属武器对棍棒石头的碾压，完成了新的一轮征服，以武力为后盾的王权和行政权力开始逐渐获得上风。
而政权跟神权并不是完全冲突的，往往是相辅相成。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利用神权进行道德和精神文明层面的管理。
所以宗教这种东西在很多国家和朝代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一直和政权相辅相成，甚至还有斗争对抗。
中国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好像宗教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更多的是作为一群无神论者而存在。
这一切应该都源于历史上一个叫做绝地天通的事件，好多地方都记载了，也许早期那些行政统治者意识到，以祭司为中心的神权对政权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冲击，灭绝了这些所有一切早期的原始宗教吧，这个事件对后续的整个中华文明的塑造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奠定了我们对那些所谓鬼神抱持一种调侃平视的态度。
所以，贯穿中国的整个历史，真正的信仰几乎都没有，大部分都是传统的封建迷信，关于这个先不展开了，我们会在后边的文章里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一个好的宗教应该是规范道德，利用人心中那些公平公正的机制，提出一些真正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劝人向善的这种价值观念，才能更好的对道德进行约束。
怀着这些想法，对当前以及人类文明当中存在的宗教进行一番考察筛选之后，我发现只有一个是最合适的，那就是基督教。
后续的文章我们会逐渐的展开讨论，分析介绍各种利弊，以便你能更好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它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先介绍一下他是如何约束人的道德行为的。
首先，基督教里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天之类的概念，它只有一个神，这种一个神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恰好的能跟我们之前讨论的大脑中的这个无所不在维持公平的造物主的潜意识中的概念对应上。
也就是说，它利用了我们人类大脑中的这种机制，使得它的正当性更加的彰显，特别是在那些虔诚的信徒当中，增加了它真实存在的确信无疑。
另外，它有各种各样的好的行为道德准则。比如讲友爱互助，讲所有人一律平等，还对那些不好的行为通过诫命明令禁止，比如不可杀人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等等。
最重要的是，当你相信上帝存在的时候，你的信仰越真诚，那对这些道德准则和诫命的实践就更加的彻底。
而且就像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当你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的造物主天天盯着你的时候，那你就更加虔诚的去做好事帮助他人，因为这样上帝才会在你人生中给你一定的奖励。相反要是作恶的话，这个无所不在的上帝就肯定会惩罚你，甚至即便是死了也有可能进入地狱导致无尽的折磨。
所以宗教里这个通过我们刚才讨论的文化中的或者人类大脑中先天某种机制形成的这个神或者说天或者说造物主之类的概念，把它具象化为信仰的一个目标，也就是上帝，是非常有用的，就是通过他才能约束人的道德行为。
相比儒家只有一堆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思想而言，这个上帝就是真正的执行力。
而且他的规则体系也非常简单好记，没有剃头之类的古怪的规章制度，对普通生活吃肉喝酒没有任何影响，除了践行仁爱这个核心的教义之外几乎就没有其他限制了。
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有一个友爱互助的社区，而且这个社区会自发的传播他们的宗教。也就是说，它能自发的把人变得越来越多，能够自发的去感召其他人，遵守这些道德准则。
这简直是一套完美的机制。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低的底层民众，跟他们讲大道理是很难讲通的，但是这些宗教却是能够更容易的在他们中间传播，你可以说他们的信仰可能更多的是偏迷信，但是如果能够利用人本身的这些机制，给他们一个所谓的上帝，然后加上一些道德规则，就像欧洲中世纪那样，越是愚昧的人越对上帝深信不疑，那么他们做事行为就越被这些道德规则所约束，能够大大减少各种底层纷争，还能让我们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友爱美好，这难道不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吗？

好了，这篇文章就写到这里吧，下一篇我们就深入的讨论一下基督教。

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大约一万年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类使用的工具都相当粗糙，往往只是简单地将石块击碎，利用其产生的尖锐边缘。然而，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工具制造出现了显著的进步，例如经过精细打磨的石斧等更为复杂的器具开始涌现。
这一时期不仅见证了工具的革新，更标志着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迈入了农业社会，并掌握了制作陶器的技术。这些变革共同催生了多样的文化与文明的曙光，人类由此真正进入了我们所说的历史时期。
古老的埃及文明便发端于七八千年前。中国的贾湖文化最早也出现在八九千年前，我们现在甚至在贾湖发现了一些早期刻画的文字符号。
数百万年前人类与大猩猩分道扬镳、开始直立行走后，其智力水平的增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显著。早期人类的智能行为，例如简单地砸碎石头制作工具，与某些动物所展现的初级智能相比，高出得并不多。
比如，大猩猩会用树枝把白蚁从洞里掏出来吃掉；为了取到高处的香蕉，它们会把箱子堆叠到下面，然后跳上去取香蕉；再比如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乌鸦喝水的故事，乌鸦会把石头丢到瓶子里，使水位升高，然后把嘴伸进去喝到水。
随着几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智力可能逐步提高。从早期人类到现代意义的人类，经历了许多阶段。首先，人类变成了直立形态，解放了双手，从而能够使用灵巧的双手慢慢创造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工具本身会对大脑的结构形成一种反向进化的选择——那些能够制造更强工具的早期人类被自然选择下来。
即便到了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对工具的使用依然相对原始。虽然出现了长矛等工具，但这与早期使用的棍棒相比，并非革命性的飞跃，更像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良，整体发展仍显缓慢。
因此，当我们审视整个人类发展历程时，会清晰地看到，正是在大约一万年前这个节点，人类的能力和创造力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精细的石器、鱼叉等工具被制造出来，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出现和发展，开始出现了早期的聚居并逐步进入文明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一万年前的人类，其天生的智力水平与现代人相比，并无本质差异。我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文明的积累和后天习得的知识。如果将一个一万年前的婴儿带到现代社会抚养成人，他的智力水平将与我们现代人类没有任何区别。
一万年前的这些变化是如此的剧烈，不禁让人去思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呢？我们的祖先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好像从原始的生物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一样。
首先我们如何定义智力呢？生物的智能，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才算高级，何种程度又算低级？
比如，大猩猩能扭开矿泉水瓶，或者剥掉树枝的皮，伸进白蚁洞穴钓取白蚁。这难道不都是智能的行为吗？
乌鸦知道把石头丢到瓶子里以升高水位。这难道不是有一些简单的推理吗？或者说这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因果关系的初步认知吗？
在1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人类能够与这些简单的智能区分开来呢？我们所定义的现代人类智力，究竟在哪个层面超越了这种对自然界因果关系的浅层分析呢？
其实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人类在1万年前左右慢慢的开始驯化了植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要实现植物驯化，人类需要具备怎样的智力基础？为什么大猩猩不会自己耕种呢？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我们的祖先从山林中摘取果实食用，随手将果核丢弃在河边平地上，当时并未留意。然而，数月乃至数年后，当他发现当初丢弃果核的地方长出了一棵同样的果树时，他能否意识到这棵树源于他丢弃的果核？如果他能建立这种联系，我们便可以说，他已具备了相当的智力水平。
换言之，通过观察种子的生长过程，理解到播种即可收获树木，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智力表现。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智力水平与现代人类已无本质区别。这种能力，正是对长时间、长距离因果关系进行关联的智力水平。
当我们的祖先观察到丢弃的果核能长出同样的果树，并结出他曾食用的果实时，他们便具备了驯化植物的能力，进而发展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文明。
也就是说，从早期类人猿进化到现代人类，这种建立长期因果关联的能力，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核心标志之一。
这意味着，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大脑必然发生了某种非常重要的变化，使其能够建立这种长期的因果联系。诚然，如前述乌鸦喝水的例子所示，动物界也能建立简单的短期因果关联。但这种跨越数月乃至数年的长期、长距离因果关联能力，却是人类独有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正是这种能力，使人类观察到种子埋入土中便能生长结果。
同样，大脑的这种高级认知能力，也使人类不再像旧石器时代那样仅仅简单敲碎石头制造粗糙工具，而是能够对石料进行深加工，打磨成斧头、石锄等多样化的工具，并利用黏土烧制陶器以储存物品。
正是这些认知和行为上的飞跃，推动人类一步步迈向现代文明。人类不再单纯依赖四处狩猎，而是通过驯化植物、发展种植业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摆脱了饥饱不均的生活，并逐渐定居下来。随后，又驯化了猪、羊等动物，逐步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文明。
以大约八九千年前的贾湖文化为例，那时的先民已经能够制作骨笛，并种植水稻等谷物。这表明，他们的智力水平与现代人并无本质差异，只是他们的知识的积累与传承跟我们现代社会还差很多。又经过几千年的持续演化，人类社会才逐渐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文字和国家形态。
那么，进入农业文明早期的人类，最可能选择在哪里定居呢？考虑到当时工具主要为石器，他们很可能居住在离山不远的地方，以便获取石料进行加工。同时，农业耕种需要大片平整的土地，这意味着他们倾向于在平原地区生活。此外，水源是生存之本，因此，沿河而居成为常态，河流不仅提供饮水，其捕捞的鱼类也能补充食物来源。
综上所述，早期人类的理想聚居地，大致轮廓便是：依山傍水、河谷平原。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期之前，人类大多生活在这样的区域。
以此推论，我们或许可以对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约公元前2000年）的活动范围进行一些推测。根据目前的考古学观点，青铜器在夏商之交，即夏朝晚期才逐渐普及。这意味着夏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大量依赖石制工具。因此，夏朝先民的活动区域，很可能也符合上述特征：靠近山脉的平原地带，并主要沿河流分布。
按照《史记》中的记载“颍川、南阳，夏人之所居也”，这条记载我感觉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颍川和南阳（今河南部分地区）均位于山脉（如伏牛山、嵩山）东麓的平原之上，历史上这些地区河网密布，与早期人类理想的定居环境相符。值得一提的是，颍川地区今天的名字就叫禹州，不管是后人附会还是其他原因，都暗示着其与夏之间可能存在的历史渊源。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殷商帝王世系的记载，跟现代考古发现吻合的很好，这增强了他关于夏人居于颍川、南阳一带记录的可信性——这些信息很可能源于可靠的古代口传史料或文献。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年代更早的贾湖文化（约公元前7000年-前5500年）其核心区域也大致在颍川、南阳附近。这不禁引人深思：中国早期的夏朝文明，是否与贾湖文化存在某种传承或联系？
由于早期聚落多沿河而建，易受洪水侵袭，许多遗址可能已被泥沙深埋地下，尚未被我们发现。但结合史料记载的地理位置与对古人活动模式的推测，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有针对性地缩小考古搜寻范围。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臆想猜测罢了，一切还有待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发掘。

让我们回到人类智力的进化这一话题。
我们可以设想，人类大脑中对于所见所闻以及各种思绪，都存在着与之对应的“概念”，在语言中，这通常表现为一个“词”。
那么，究竟什么是智能呢？我们的智能，是否可以理解为对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例如前后关联、逻辑结构等）的认知与运用？比如，我们能从一个概念推理出另一个概念，或者将某些概念归纳到另一些概念之下。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操作，并理解它们之间复杂关系结构的能力，是否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智能？
再来看动物。它们的大脑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概念，用以对应它们所感知的事物、世界的时空结构，乃至各种几何形体与物体呢？如果对概念进行操作和推理就能构成智能，那么动物为何未能发展出与人类相当的智能水平？
这是否意味着，除了概念间的关系处理能力外，人类还具备某些动物所不具备的特质？例如，对时间、空间等基本要素的深刻理解。又或者，当自然界中的物体与现象映射为大脑中的概念时，人类是否进行了一些独特的“加工”——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或在某些认知结构上，产生了某种我们尚未察觉、却有别于动物的细微变化？
如果我们假设，人类和动物在将外界感官信息（如视觉、听觉）转化为大脑神经元所承载的概念这一基础过程上，差异并不显著。那么，人类所谓的高级智能，是否就意味着在更高层面上对这些概念进行操作时，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形”或质变，从而催生了这种高级智能？
乌鸦会将石头投入瓶中，使水面上升以便饮水。这是否表明，乌鸦已经能够将自然界的事物转化为大脑中的概念，并进行初步的推理？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人类与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差别，或许在于捕捉“长时程关联”的能力——即便是间隔很久的两个变量之间的联系。例如，几个月甚至几年前随意丢弃的一枚果核，在它日后发芽、长成小树时，人类能够意识到这与当初丢弃的果核存在因果关联。这种跨越长时间尺度的认知能力，它的进化需要怎样的生理结构作为支撑呢？
如果人类与动物的智力差异，主要就体现在这种远距离概念关联（即超长程因果链）的捕捉能力上，那么这种差异在大脑神经元的结构层面应有何体现？换言之，即便神经元本身的解剖结构差异不大，是否因为人类大脑中存在某种特殊机制，能够构建起连接远距离神经元的通路，从而使我们得以捕捉并理解这些长程的、跨越广泛上下文的因果关系？
根据目前的考古学研究，大约在五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如克罗马农人等），脑容量便已与现代人类相差无几。在此后的数万年间，大脑可能仍在逐步演化并产生了一些细微的结构变化，加上种群扩散，逐渐发展的新的工具使用和语言交流的改进，直到大约一万年前的关键节点，农业定居等等开始出现，才最终发生了剧烈社会变革。

这个问题讨论的有点远了，就到这里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实际上如果人大脑内的一个个的概念，我们都用一个个的汉字来对应表示，那么智能就是对于这一个个汉字之间的关系结构进行深刻的理解洞察。
不管是单个句子还是一整篇文章，其核心都在于构成它的基本单元——汉字——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这包括一句话中字与字的关系，一篇文章中前后句子间的联系。这些字与字的关系，以及由它们组成的更高层级的词与词、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文章的整体结构，包括文字的先后顺序。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便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大脑在某一时刻的思想。
实际上，一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人类大脑在特定时刻思想或想法的凝固形式。一篇文章所表达的想法、思想或智慧，都蕴含在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与关联之中。
人工智能大模型研究的核心，也正是这些字与字之间的联系。通过学习海量的文本数据，大模型得以理解不同汉字在语言中的位置，进而推断出字与字、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结构。
在大模型的进化历程中，我认为有几个关键节点至关重要。首先是每个汉字的表示，即我们所说的“词向量”（或字向量），它用一串数字来代表一个汉字。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汉字与汉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词向量（或字向量）之间的关系。具体到一句话，模型需要研究其中每个字与其它所有字之间的关联结构，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机制”attention，它关注的正是字与字之间的相互关联。
因此，核心要素有两个：一是字的表示，二是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即注意力机制）。就像那篇著名论文标题所说，“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现在的大模型的训练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输入海量文章，来建立这些字与字、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结构。这些联系结构以数字形式存储在某种数据结构中。例如，一个拥有数百亿（如200B，即两千亿）参数的大模型，在经过海量数据训练后，其字与字之间的关联结构就固化在这数百亿个参数（数字）之中。
于是有趣的事情就来了，按照我们前面人类进化的观点，模型能够关联的字与字之间的距离越长，其智能水平就越高。也就是说，大模型一次能处理的文本（输入）越长，其捕捉远距离依赖关系的能力就越强，智能水平也相应更高。这种处理长度在大模型中通常被称为“上下文长度”（Context Length）。值得注意的是，它并非总是指计算注意力矩阵时输入的实际序列长度，有时是通过特殊技术优化（如滑动窗口）后达成的有效长度。例如，一个号称拥有百万（1M）级别上下文长度的大模型，其在计算注意力矩阵时实际输入的序列长度可能只有8000左右。
之所以需要这些优化，是因为在注意力机制中，Query、Key、Value矩阵的运算（尤其是Q和K的点积）会将计算复杂度从线性O(n)提升到平方级别O(n²）。因此，简单地扩展输入序列的长度，会导致所需算力呈平方级增长，这在当前技术条件下难以直接实现大规模扩展。
相比之下，人类智能的独到之处，关键在于能够关联超长上下文，例如将几年前的事件与当前事物联系起来。这种进行宏观、长期规划与推理，以及组织和计算概念间关系的能力，是人类高阶智能的源泉。人类正是因为善于捕捉这些看似遥远或毫不相关的概念间的联系，才产生了高阶智慧，并具备了对长期任务进行规划、执行和关联的能力，这使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
那么，对于大模型而言，我们是否可以引入类似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的机制，以实现超长上下文的关联呢？换言之，能否在现有transformer模型结构的基础上，增添长短期记忆模块，使其能够捕捉更远距离的依赖关系？
lstm这种rnn循环神经网络，本身就是设计用来捕捉长短期记忆的模型结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尝试将其与transformer模型中的注意力机制结合起来呢？
这样就使得transformer拥有了超长的上下文捕捉的能力，同时又降低了计算的复杂度。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
我简单的搜索了一下，看来不光我这么想，这也是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发展方向，已经有不少论文都在聚焦于这上面了，像rwkv和mamba都是这么玩的。
人类集体的智慧是可怕的，目前看来对于现在的主流的transformer大模型的改进空间还有很多，只要不停的去想去尝试去优化，总是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的。
未来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关于ai和医疗基本上就这么多了，本来到这里应该结束了的。但是因为之前来回看病往医院跑，坐地铁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感觉也值得记录一下。懒得再重新搞一篇了，就写在这下面吧。

现在深圳的地铁实在是太堵了，特别是上下班高峰期，很多时候甚至要等好几趟才能挤进去，很多时候车门都很难关上。
根据我的观察，大部分拥堵的路线都是上班期从城市外围到中心城区上班的地方的进城路线，以及下班高峰期的出城路线，一般来说另一侧在车厢基本上都是很空的。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对拥堵这一侧的路线实行两站一停的策略来缓解拥堵呢？实行单双站间隔发车，比如前面一辆列车只停单站，后边一辆列车只停双站。这样早上上班的时候，从城市外围到市中心的话，当你等候的列车到站的时候，车里边的人应该只有之前的一半，因为它只停了其中一半的车站，这样就缓解了一些拥堵。
可是如果列车只是两站一停，你从单站上车，然后希望从双站下车，那该如何到达目的地呢？这就要保证对侧的那个方向必须是每站都停，这样你可以坐过一站下车，然后从对侧往回坐一站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因为对侧很空，所以并不拥挤。
这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了，你这是掩耳盗铃。因为实行这种策略单位时间内进出站的人流量并没有变化。反而你需要往回多坐一站，每个人在车站里待的时间更长了，这样拥堵反而增加了。
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要仔细思考一下，当一辆列车它只两站一停的话，那么它的运行速度就会加快，因为在站点加速，减速以及停车都会占用一些时间，也就是说在坐这趟列车的过程中，至少有一半停靠站点浪费的时间都被节省掉了，也就是说你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更短了。
而且单站上双站下这种需要往回坐一站的情况，按概率统计上来说只有一部分人，当然这取决于实际情况，但并不是全部。而且另一侧地铁并不堵，走到对侧换乘并不用走几步路。
列车减少的停靠总时间，以及换乘增加的时间，这两者之间的差值有可能变大，也有可能变小，取决于你总共坐了多少站。对于整个人情来说，需要增加换乘的是一小部分。整体的平均乘坐时间有很大概率是减小的，而且即便是这个时间增加，他也是增加到了不拥堵的那一侧列车上了，我们体验最差的往往都是大部分时间等到车挤不上或者车辆太拥挤太难受，这种方式至少可以缓解拥堵，即便是他不能节省总时间，也可以把人分散到另一侧不堵的列车上。
但另一点我们也要考虑，当列车两站一停，它的速度可以提高，也就是说他跑的更快了，这就给铁轨留出了更多的空余，以便塞进去更多的车次。
比如说正常情况下，高峰时期在同一站点。两趟列车的间隔大致有一两分钟。我想这很可能就是目前地铁调度到极限了。
可是当列车两站一停的时候，按照以前的运行速度，可能你需要等两三分钟才能等到下一趟车。但是我们前面说过了车两站一停的话，他跑的速度就更快了，因为它可以跳过一些站，停车时间和加减速的时间都被节省掉了。所以你这时候你等车的时间间隔并不是相应的以前的两倍，最多只是一倍多而已。
要是再能塞进去更多车次的列车，那么运力的提升就更可观了。极限情况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同一站点还是每隔一两分钟一个车次，这样就等同于直接把地铁的运力提升了整整两倍。
当然这是考虑的最极限的情况，事实上能提升个百分之二三十都已经是很不错的表现了，就值得我们大力的进行投入。
然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地铁列车的工作模式，它是否是在始发站和终点站进行一个类似于非常长的椭圆形的圆环运行的呢。比如说一趟列车走到终点站之后，他就掉头从另一侧又开回去了，整个运行的轨道我们可以当做是一个圆形的。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在进城方向的一侧，如果是两站一停高速运行的话，但在出城方向还是一站一停，也就是说一侧的车辆运行速度和调度数量可能是另一侧的两倍。那么列车就会被另一侧的缓慢的列车给堵住，从而导致整体速度提升不上来。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假设地铁列车在始发站和终点站都有若干的停车位，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多加几次列车，然后在高峰期这些多发的车次就停在终点站。慢慢的等待另一侧缓解了，再开回去就好了，只要高峰期在始发站准备足够多的列车，以及始发站和终点站有足够多的停车位，这个问题也能解决。
也可以在不拥堵那一侧实行三站一停，但这样如果你要在单站上而双站下的话就要绕五站路了，很可能有点儿得不偿失。
另一个是直接在对侧塞更多的空车进去。假设进城方向的列车数量是出城方向的二倍。那么在出城方向侧每一辆列车后边是否可以直接把那些空车挂上去？就要考虑一种机制，如何在列车后边挂一些空车厢？或者某种同步机制。两辆列车之间间隔很小的距离，但是同能够完全同步的运行。理论上来讲，这种方式是可以实现的。如果真的能提升二倍的运力，确实值得认真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单双站的方式仅仅适用于那些上下班高峰时期比较拥堵的进出城线路，平时正常的路线没有必要这么折腾。
而且我们前面考虑问题时的假设就是每个站点上的人流量都是比较均匀的，而现实世界中很可能是有一些车站就是人流上下特别多，而有些车站就是比较少，也就是说他们的分布并不是很均匀。
当然这些人流量信息以及车辆调度信息，每个地铁公司都有相应的数据。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个软件来建立一个模型，对这些乘客上下车进行模拟呢？比如通过某种方式按照目前的这些客流量数据对列车可能的拥挤度进行一些分析建模给出一个算法，用一个软件来模拟的跑一下，实时的输出每个站点可能的拥堵度。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软件上进行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配置尝试，以便观察客流和拥堵度有没有提升改变
我搜了一下，好像有很多交通模拟的软件，甚至还有一些都是收费的。
那能不能自己做呢？我仔细想了一想，做这样的软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要去找相应的地铁运营公司，拿到各种各样的数据，还至少要预留出来几个月的时间。感觉这种项目更加偏向于公益和科研，适合那些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去做，或者是那些地铁运营公司和那些搞乘车码或APP的公司进行合作，来建立相应的的模型进行评估。
当然，这是一些个人的简单想法了。很可能因为我对地铁系统不够了解，有些地方没有考虑进去，进而导致整个的想法都不可行。
但如果可能，我们真的能够通过软件模型进行系统的评估，发现能够提升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的运力的话，那就很值得投入了。

血液学检验异常往往在6周内可纠正（网织红细胞计数可在一周内改善），神经系统症状的恢复则需要更长时间。神经系统症状若持续数月或数年不缓解将不可逆转。大多数患有维生素B12缺乏症和痴呆的老年人，治疗后认知未能改善。

我现在的睡眠还是有问题，再观察几个月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希望没有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吧。
这里强烈推荐一下默沙东诊疗手册。都是一些世界上专业领域的权威医生撰写的内容，非常系统的对各种疾病进行了分类。相应的症状以及诊疗标准，组织结构清晰，语言描述也比较简洁易懂，是一本很好的的参考手册。
而且并非只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才能去阅读，普通人也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医疗知识，进行健康评估。毕竟医生没有自己对自身的了解更细致，也没有自己那么用心。
实际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优秀的高考做题家，只要他系统的阅读研究这些诊疗手册都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门诊医生。毕竟医生这个职业大部分工作都是很重复的，对于疾病无非就是根据各种症状表现进行所有可能性的筛查排除，辅助各种检查化验分析缩小问题范围，给出最可能的诊断。并没有太多深刻的思考分析在里面，不过是每天机械行的重复这些简单的算法罢了。
而且高中的生物和化学知识准备已经足够阅读的所有的这些医学主题了，即便是有一些不理解的东西，稍微搜索一下很容易就能搞懂。最重要的是兴趣，以及大量的训练和对细节的掌握记忆。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病人来说，阅读这个手册的最大驱动力就是研究自身的疾病，尝试解决自身的问题。
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主要就是胆红素偏高，还有尿酸偏高这两个指标，每次体检都有一些不正常。
尿酸偏高属于痛风。这是一个已经被研究的很仔细的疾病了，主要还是要靠饮食的控制，以及充足的休息。
另外一个胆红素高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值得仔细阅读诊疗手册细致分析。
不是说我不相信医生，我去过很多次医院，大部分医生都是简单的查一下血常规和肝功能，发现没有其他的异常就说没事不用担心了。当然他们有很多病人要看，不会关心你这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的。这可以理解。但不求甚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优良作风，我相信一些优秀的医生遇到异常的病历会仔细的研究分析，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上个班，能做完本职工作就差不多了，不能苛责太多。
胆红素是人体血液循环代谢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它是在红细胞被破坏血红蛋白分解之后，中间的那个含铁的血红素被分解之后的产物，分解之后的胆红素被称为非结合胆红素，不溶于水，通过跟血液里的白蛋白进行结合进行运输，在肝脏当中被转化成为结合胆红素（可以溶于水），然后通过胆汁排出到肠道，粪便的主要颜色就是这个胆红素给造成的。
所以一般胆红素高大部分都是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种就是血液中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被大量破坏，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溶血导致的，另一种则是肝脏出了问题导致对非结合胆红素进行加工处理的能力受损或者淤积，进而导致的胆红素偏高。
我的总胆红素长期维持在40多，一直很稳定。属于是略微偏高。主要是非结合胆红素高，结合胆红素为零，另外一个δ胆红素则是偶尔在正常范围内，偶尔因为休息不好的时候会超出一点正常范围。比如最近的一次检查，总胆红素49，结合胆红素0，非结合胆红素39.6，δ胆红素9.4，这里的δ胆红素并不是一种新型的胆红素，而是结合胆红素在血液中和白蛋白的结合体。大部分的医院测试都没有这么细致，只有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两种。我也是偶尔的一次找医生开检查的时候，她不小心开成了急诊肝功能才发现的。相对来说这个医院的急诊肝功能测试更靠谱一些，另一方来看这个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对胆红素细节的理解应该更深刻一些。
一开始怀疑可能是有轻度的溶血，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排除了自身免疫性溶血以及一些遗传性的血细胞异常。
目前看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有一些机械性的溶血，也就是说类似于比如说毛细血管破裂导致一些简单的出血，导致红细胞在体内被破坏，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一些出血或者被红细胞破坏吧。后面还要一一的检查和逐个排除。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大血小板比率偏低，其他都正常。不知道这是否跟毛细血管破裂出血相关，但血小板总量正常。也许出血是阵发性的，这仍然有待仔细观察研究。
测一下结合珠蛋白应该能大致确定是否有红细胞被破坏，可惜很多医院测不了，以前16年左右在华西医院测过偏低，年后再找几家医院看看能不能测。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肝脏方面的原因，然而我的肝功能除了胆红素以外其他所有指标都是正常的，做了彩超也发现形状了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排除这些结果剩下的可能性就是类似于吉尔伯特综合症之类的。这个疾病确诊的化需要进行基因检查，很多医院没有相关的检查。年后有空了再去专门做个商业的全基因检测吧。
总之这个问题并不严重。胆红素只是轻微的升高只要好好休息就行了，只有经常熬夜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脸色发黄之类的黄疸症状，充足的休息一般没有太大影响。

最后是一些关于这些天来回看病的一些思考。一个是AI和医疗相关的，另一个是来回坐地铁的一些想法。本来是写在这下边的，鉴于放一起太长了，这两个主题也不太相关，专门分出去了一篇单独的文章，明天再整理一下发出来吧。

先看一下自动驾驶，这个技术并不是那种科幻的很遥远的技术，而是实实在在的已经被部分实现了的技术，而且还在不停的优化进展当中。

如果我们对自动驾驶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仅仅是简单的能上路，那我们现在其实一定程度上都已经实现了这些技术，只不过它还不够成熟完善，还不能非常完美的识别和处理各种特殊路况，但如果是仅仅要求可以上路跑起来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现成的产品了。

那我们想象一下，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甚至二三十年之后，自动驾驶是否会真正的成为一种成熟的技术，并被使用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呢？很显然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们即便不敢说是百分之百的确定，那感觉至少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可能性。

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假如自动驾驶被大规模的实现和应用了，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首先我们上下班会变得非常方便， 可以住在离市中心非常远的地方。早上起床坐在车上还能补会儿觉或者在车上吃东西，干一些其他事情都是可以的。等你下了车汽车会自动的寻找附近或者更远一些地方的停车场，或者自动找充电的地方去充电。

等下班的时候只要用手机远程召唤一下自己的汽车，就可以在地图上实时的看到车到了哪里。可以在车赶到公司的时候下去直接坐到自己的车上回家。

既然汽车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驾驶装置了，车内空间就可以被释放出来，而且车里有电就可以在里面布设各种各样的生活便利设施，下班躺在车上，其实就是等于回到了一个自己移动的家。

同样有了这样的技术就可以很方便的，汽车自动开过去接送小朋友上学放学，而不是像现在家庭里必须抽出一个人力专门花在这件事情上。

很方便是不是？可是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会带来什么呢？

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这些职业永远的消失了，现阶段这些岗位吸纳了大量的就业，有近千万人的数量。在我们自动驾驶实现的未来，这些岗位都会消失。

出租车运营公司很可能就变成一个拥有很少员工，但是有大量自动化的汽车的一家公司，当你用手机软件打车的时候，他们的系统就会自动调度最近的汽车自动开过来，然后把你接到相关的目的地，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司机的存在，一切都是软件系统自动完成。

实际上既然是出租车都自动化了，那么大货车为什么不能自动化呢？未来很可能那些物流公司都拥有大量的自动化车队，使用很少的人力。

等自动驾驶的系统非常完善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自动驾驶的大货车其实会更安全，它不像人类司机那样会疲劳，还可以更礼貌的礼让他人，不会占道和超速。

目前我们国家有大约两三千万左右的大货车司机，在一二十年之后自动化的未来里，这些职业都会消失。

然而如果你认为仅仅这些就是所有的一切，那就太天真了。

自动驾驶的技术实现以后并不意味着只能用在汽车大小的车上，同样更小一点的，比如说送快递的那些小型的电动车一样可以自动化，甚至更小的类似于我们现在电动自行车或者更小的四轮小车都可以实现，也就是说送快递或者外卖都可以用机器人小车自动化起来。

这些自动化的快递外卖机器人不怕炎热酷暑，也不怕狂风暴雨和冰雪严寒，成本和可靠性都比人类要强的多，还不用买五险一金，未来那些外卖或者快递公司可能会运营大量的这种自动送货机器人。

也就是说现在那些外卖骑手，还有快递，加起来估计有几千万人的就业人口，这些职位在未来都会消失。

这只是我们未来自动化浪潮当中的一部分而已。

现在我们的工厂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机械臂之类的，只需要很少的人工进行操作。这是一种趋势，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也就是说未来的制造业工厂也会越来越自动化起来，需要的人力越来越少。

实际上我们要是从一个更大的或者更高的角度来看的话，从人类历史和本能来看，这都是技术和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

我们用软件行业举个例子，perl语言的作者说过，懒惰是程序员的一种美德。

这句话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为什么懒惰都能成为一种美德？其实他指的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懒惰，而是说优秀的程序员们讨厌那些大量的重复性的无聊的工作。因为自己的懒惰，不想做这些重复的无聊的工作，进而发明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工具，来把这些无聊的过程自动化起来。

也就是说懒惰的本性可以激发各种各样的创新和技术，推动技术的进步。

其实并不只是程序员这个行业，整个人类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类的本性倾向于懒惰，所以会发明各种各样的机器和自动化的工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当年隋朝开挖大运河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死了很多人，甚至为王朝灭亡埋下了隐患，才得以完成这项我们历史上的壮举。

可是今天我们发明了挖掘机，推土机这些工程机械，两铲子下去就顶过去一个工人挖一整天。各种大型工程也不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了，反而广大的工程承包公司们巴不得更多一些这样的工作才让他们有更多的钱可以赚。开挖掘机虽然也是不停的无聊重复，但跟古代那些挖土的体力活儿比起来还是要轻松的多的多。

同样我们发明了联合收割机，取代了收麦时需要的大量的人力工作，通过大规模机械化使得农业只需要消耗很小一部分人口就够了。然而在古代，基本上一个农业就吸纳了整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其他职业和匠人所占的比例很小。

我们再看下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便利用品，比如纺织机和洗衣机，在古代大量的女性都把时间消耗在了纺织和洗衣服这些无聊的工作上面了，这些发明解放了她们的双手，让生活变得更轻松。

可以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身边就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这些发明创造。

而发明这些机械的最根本的动力，都是人类倾向于更加的懒惰，这是最原始的驱动力。

所以，回到刚才那句，“懒惰是程序员的一种美德”，这句话完全可以扩展为，懒惰是人类的一种美德。

我们的一切技术，一切发明，都会想方设法的解决那些重复性的无聊的劳动。以便使我们的日子过的更好更方便，减少我们的体力和精力的付出。

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本性，是我们发明创造的原始动力。

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动驾驶得以实现，大量重复性的无聊的劳动被自动化的机器取代的时候，要意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

实际上自动驾驶本身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并非是只能简单的运用在带轮子的汽车上面。我们把车轮换成类似于液压或者电动控制的关节的那种人形机器人，跟汽车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不同的只是程序控制驱动的是轮子还是关节而已。

当这个机器人装上了自动驾驶那些各种各样的激光雷达或者摄像头这些传感器来对环境进行建模，构造一个对环境进行感知，并且可以自由的移动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再装上一些机械手臂之类的，就可以替代人类从事各种各样的无聊重复性工作，比如保洁，比如炒菜做饭。

这并不是科学幻想，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这都是很大概率发生的事情。

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的想象一下，未来100年后，我们人类很可能生活在一个只需要很少劳动的世界。大量自动化的机器人会帮我们把生活中的一切都打点好。

人类只需要做各种各样有趣的创意性的工作就行了。机器人可以全自动的帮我们去种地，自动的在工厂里生产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自动的生产出各种各样的汽车，飞机这样的物品。

甚至到了一定阶段，我们人类只需要在电脑上画各种各样的图纸，然后设定生产的个数，调整不同的参数，各种各样的东西物品就会被自动生产好并运送过来。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每个人都不用出办公室，一切都交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完成。

像扫地，做饭这些杂活完全都可以由机器人来完成，人类的厨师顶多是研究几种不同的口味。一旦一种吃法确定出来之后，只要把相应的参数输入到机器人内部，后边就可以完全自动的做出相应的菜肴。

出去旅行，甚至酒店都可以完全是自动的无人化运作。人类只要刷身份证刷脸验证，交费入住就可以了，房间的打扫和维护都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

建筑工程也完全可以由各种各样的自动化机器来进行操作，以我们现有的技术只要愿意花心思不停的研究，各种各样的自动化机器把它整个流程全部自动化起来并不难。

这个未来的世界我们乍一看会是非常的美好。但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他存在大量的问题。

首先运营这些自动化的机器是需要有一些公司或者机构来进行的。这其中会牵涉到一些科学研发以及对现有机器人的修理维护，当然就会提供不少的就业机会，吸收大量的人才。

可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自动化的世界同样摧毁了大量的岗位，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大货车司机没有了，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也没有了，快递和外卖骑手也没有了。

更进一步来说，保洁人员没有了，酒店行业的服务人员也大量减少基本没有了，甚至种地的农民也全部被自动化了起来，建房子或者修路修桥也不需要工人了。

甚至教师和医生都可能被自动化的人工智能机器取代，其实教师这个岗位，我们只要把那些最顶尖的一些教师的讲课视频录下来，播放给学生就可以了。而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学生和机器之间的交互问答。学校可能最终只需要一些简单的组织维护人员就够了，大部分都可以用这些自动讲课的机器人来取代。

其实门诊医生也类似。大部分情况下病人只需要简单的比如像手机里的医疗助手，陈述各种各样的状况病情，然后这些诊疗系统自动开出各种各样的检查或者药方就可以了。去拍CT核磁之类的也都可以自动化起来，拍好的片子交给这些自动的智能医疗助手他们可能解析的比现在大部分的医生都要好得多。

至于做手术的自动化机器人，我们可以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场景，似乎有一些遥远。但未来谁说的了呢，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人类阵地，谁也保证不了未来可能会被自动化的机器取代。

这个智能化自动化的未来的一切结果都指向了一点：只有少量的人类拥有工作岗位，大部分人很可能都在这个世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基于劳动兑换货币的这一套系统，在未来世界很可能变得有点不一样了，未来的这个世界更像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

在这个世界里最基本的人权就是生存，每个人都会被分配最低的生存权。比如提供居住的房子以及足够的食物供应，还有一些简单的各种各样的衣物。

毕竟我们有大量的自动化的机器人来养着所有的人类，每个人生下来天天躺平都没有问题，至少吃喝住能够保证。

如果有兴趣，有追求，就研究各种各样的科技，来折腾玩儿，进行发明创造，研究科学理论。

没追求就天天看电影，打游戏，没事儿一群人聚会瞎聊，踢踢球，钓钓鱼，干什么都可以。

这也许就是人类想象的终极社会的情形吧，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周期。也没有吃不饱穿不暖的担忧，也没有各种内卷加班。

人类之所以有纠纷有斗争，那就是资源有限和大家的利益得不到满足导致的，在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世界，我实在想不到让大家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理由。

唯一稀缺的资源很可能就是漂亮的异性了，也许有人会为了抢一个女人发生打架斗殴之类的事情吧，但这毕竟是极端情景，导致冲突的可能性总的来说是很少的。

况且随着基因技术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的身高，外观很有可能都变得可以改变。甚至在生育之前都可能会改变编辑长相相关的基因，使得未来的人类在相貌上看起来都很符合审美。

当然这都是我对未来的一个假设和想象罢了，未来谁又说得清呢，人类最终会演化出来什么样的结构和系统谁都很难预测。

关于未来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吧，一开始我们扯了这么多关于未来的想象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岗位会逐渐的消失，人类需要付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这是模糊不可预测的未来当中为数不多的约略可以看出的大趋势。

最迫在眉睫的就是自动驾驶带来的这些岗位的消失。仅仅是想象一下，大货车司机，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和外卖人员全部都没有了，这些人员的就业问题怎么办？

这些并不遥远，都是在未来一二十年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当前的生产过剩导致的大量的失业问题了，其实它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自动化岗位带来的职位消失是有些类似的。

我们现在的工厂也在大量的使用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所谓的黑灯工厂。这些工厂只需要极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出来大量的工业制成品。然而我们的就业岗位却越来越少。那么生产出来的这些物品，如果大家手里都没钱，最终怎么来购买呢？

技术进步的结果导致很少劳动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物品，就会产生生产过剩。

我们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几千年的农业国一下转换切换到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间产生了大量的购买力， 在这个购买力未得到满足之前，我们一切好像都是欣欣向荣，整个国家会认为经济会不停地增长，大家疯狂的买房也是这些年的增长带来的一种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导致的。

更雪上加霜的是，在这种过程出现的早期，我们还有一种货币信贷的机制可以通过透支未来获得的货币带来的繁荣泡沫来掩盖这种生产过剩。

货币信贷会使得一个阶段产生了大量的繁荣。当更大的杠杆无法覆盖不盈利的这些生产成本的时候，泡沫就会破裂，产生巨大的经济萧条。

在萧条的这些年里，大量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时候产能逐渐的下降，各种商品物品也不停的使用磨损被消耗掉，这时候需求就会慢慢的发展，经济又开始缓慢的发展，走上了正路，逐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泡沫化。这个周期性的循环时间很可能是以一二十年为一个周期。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写下了下面的这一段话。

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加深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由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条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必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在生产领域中，资本家为追求更多剩余价值，在利润率下降的过程中，必然努力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获取超额利润。然而，在利润分配中，由于资本积累的增长和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人阶级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中，即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导致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减少，剩余价值的实现面临困难。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向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减少的矛盾必然会逐步激化。

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加深了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剩余价值，而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是扩大生产规模，但扩大生产与价值增殖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利用资本积累、扩大生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在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同时，却导致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增殖速度减慢。同时，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得以缩减，从而降低商品的价值，导致资本价值的贬值。

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的矛盾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规模的扩大和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缩小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虽然这种危机可暂时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但它本身孕育的危机更大。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这些固有的限制，但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会使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

这段话是非常有预见性的。我们现在就处在他说的这个危机阶段，同样危机爆发导致的破产和萧条本身也是缓解矛盾的一种自然方式。

那有人会说了，为什么二战后美国的萧条并不是很严重呢？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只不过是二战后的美国，一轮接一轮的新技术不断的爆发。这就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忽略的事情，那就是技术会不停的进步，如果你回顾一下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新发明、新事物就会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事物被发明出来就会产生新的需求。

在生活中大量的物品其实都不是简单的消耗品，有的可以使用几年，有的可以使用十几年，像房子这样的不动产甚至可以使用几十年上百年。

但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物品，新需求是每个人都要直接购买的。比如当你买了收音机之后，过了几年又出现了电视机，又过了几年，电视机从黑白的变成了彩色的，再过若干年之后，电视机又从以前的巨大的显像管变成了平板的液晶显示器。

这些技术的更新换代带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的购买需求，二战后的美国就是经历着一代又一代的技术革命。不停的产生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新需求，使得经济萧条的频率和规模都变得小了很多。

我们当前的大量失业类似于美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核心还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生产过剩。技术突破当然可以缓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提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的原因。但突破需要时间慢慢的酝酿，不太可能一朝一夕间就能冒出来并解决现在的问题。

那社会主义能否解决我们现在的困局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大量的人天天去妖魔化企业家，说他们都是剥削压榨。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又开始重新受人关注，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年马克思他们以及共产主义的出现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并不是拍脑袋想出来了的。而我们现在似乎也到了西方国家当初的那个阶段。谁又能够保证现在那些大量失去工作的人们，有一天不会突然喊出“全世界的失业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口号呢？

至少我们国家现在口号上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一百年前那些革命青年们之所以会为了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绝对不会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他们骨子里应该是真正的相信社会主义的，而且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些思想的产生也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有当时大量的资本主义各种各样的经济压迫剥削，和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乱象导致了人们的反思和思考而形成的。

然而我们建国前30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纯粹的社会主义是有缺陷的。它会导致人类的积极主动性受到抑制，整个经济的生产不能灵活的传导，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贫穷落后。

经历几千年的内卷和各种斗争和压迫，中国人民其实是吃苦耐劳，愿意努力奋斗的人群。

只要机制设立的得当，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奋斗过上好的生活，那么中国人内在的这份勤劳就会被释放出来，形成巨大的动能。

这就是改革开放后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回顾我们过上富裕生活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最核心的是人民的勤劳奋斗，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国家进行市场化的转型的非常正确的决定。一个好的制度能把人们的努力奋斗的天性给激发出来，这也非常重要。

然而40多年过去了，我们最终走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这个不可避免的周期上了，这个危机也不禁的引发我们进行新的思考，如何用一种新的机制，既能避免这种周期性的萧条和繁荣，又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努力奋斗获得更好的生活。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好几种看起来有道理又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但这一切都要有待于实践进行检验。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导致我们这一轮经济问题的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大量的加杠杆和信贷。 我们看美国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历史上大部分的萧条周期里面，不管是生产过剩还是房产危机，银行和杠杆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能够控制杠杆率和人类人们加杠杆的能力， 那是否就能适度的避免这些危机，或者说让这些萧条变得小很多呢？

我们知道准备金率是所有杠杆的来源，如果我们把准备金率规定为至少设置在30%以上，也就是说最多只能加3倍多的杠杆，这是否能够避免很多信贷导致的萧条和泡沫呢？ 这样在危机早期就会有很多人无法更多的去借新债还旧债维持僵尸企业的生产，在很早期泡沫很小的时候就倒闭掉，避免产生大的冲击。

要意识到倒闭和重组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市场机制，他是用来调节和挤去泡沫的。

另外一种是我们能否考虑某种程度的半社会主义或者说半资本主义的结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非常能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这已经被我们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验证过了，我们一定不能放弃。

但另一种方面，我们能否借鉴社会主义的某种保障机制，比如基础的保障房和食物分配制度，其实也就是现在西方国家设立的各种各样的福利保障制度，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资本主义在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观念。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冲突的，要是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点，把他们两者互相结合起来就好了。

就像我们一开篇所畅想的未来的那种情况。在将来很有可能是住房和食物都是基本的人权免费配置的。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畅想的未来其实无非也就是能保障吃的好，住的暖。

在我们想象未来有大量自动化机器人免费为人类工作的情况下，这也许可行。但现阶段我们还有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人类劳动力，直接免费的住和吃很可能鼓励大量的躺平，我们在方式和方法上还要仔细思考。

西方完善的福利和待遇，某种程度上也会鼓励懒惰，我们需要仔细的斟酌，考虑找到某些更合理的路径。如果真的有很简单的解决方案，在一百多年的工业化历史当中，应该早就被尝试并找出来了。

好了，我们先不深入下去了，这些更深层次的制度性的变革，以及对未来自动化的展望，离我们似乎还稍微有些距离，我们可以思考想象，但当下最需要考虑的，还是是怎么样面对并处理当前这场房地产引发的危机。

西方国家提倡在出现危机的时候，直接给普通民众发钱，进而激活经济，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有效的手段，但某种程度上也鼓励了人们的懒惰，我们一直对此不松口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经常做的事是进行大量的基础工程投资，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因为投资的工程会奖励那些付出劳动的人，所以看起来似乎是更公平一些。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大量的基础工程投资，其实很容易把财富集中流到一些少数的人手中，要是再考虑到腐败等因素这些就更难转化为具体的购买力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就业稳定了才有消费，现在大部分失业群体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白领或者高校毕业生，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办公室岗位给他们，而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去干体力活，这就显得很麻烦。

所以我们只能想办法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提供一些办公室上班的岗位。

比如每年花300多亿， 就可以为一百万人提供月薪3000左右的就业岗位。对于那些不愿意干体力活的毕业生来说，这个收入虽然不高，但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也可以坐在办公室里，他们应该也是愿意做的。

至于做什么可以随便找一些需要的工作分发给他们，毕竟我们是把直接发钱换成了上班这种以工代赈的方式而已。

甚至这些工作就当成一种孵化器好了，比如找不到工作，可以让他们自己申请这种孵化就业的形式，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在未来的人生里想做什么，并提交一个申请方案，获得一年的工作补助，月薪3000，并有固定的地点上班。比如有愿意写书的，写小说的，画漫画的都可以，甚至几个年轻人一起做个研究或者创新的项目都很好。至于他们的项目做的成功与不成功都无所谓了，毕竟这个钱本来就是准备免费发的。

毕竟他们出去随便干点体力活，或者找个其他工作都比这个工资要高。为了避免他们靠这个来躺平偷懒，也可以限制，比如说获得一年的补助之后，至少三年内不能再申请，这样就可以逼迫他们去想办法找工作了。但另外谁又说的了他们一些人说不定在这些这一年之中真的做出了盈利的项目呢，有时候反而越是这种不要求回报的不在意成功与否的机制下，反而更能产生出来有创意价值的东西。

可以先在几个失业严重的城市进行小规模的试点，我们现在随便一个基础设施投资工项目都是几百亿了，花这点钱能够提供上百万的就业，在当前大量失业的危机下，是一个很值得尝试的方式。

他们每天去上班就意味着要消费，比如坐地铁或者打车，在上班地点周边的餐饮和超市消费，这本身都是对经济的一个正向刺激，比简单的直接发钱要强得多。

另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在我们未来一切都自动化，然后大量人失业了，是否我们就真的可以通过类似于这种偏社会主义的工作机制提供底层的就业保障，让人们都去大量的从事一些偏脑力和创意相关的工作呢？

整个经济系统有一些高科技的，维护那些自动化机器人和科技进步的这些公司提供的高薪职位，很多人都会努力的学习奋斗，以便进入这些公司。但同样还有大量的人在整个国家的协调机制下提供的基础的可以维持简单生存的工作。

似乎看起来是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但这都是想象的，我们需要尝试一下才能发现各种利弊。比如提供保障的钱从哪里来？整个经济系统运转如何完美的运转并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通胀或者通缩？

毕竟在我们设想的未来里有大量的岗位都会消失，我们不妨趁着这个现在的危机简单地做一下尝试。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大规模的自动化的未来前夕，这个自动化的生产力革命浪潮，必定会产生与之适应调整的新的生产关系。

好了，一不小心又水了近万字，就到这里吧，相信你也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想象成分多一些，看看觉得有意思能提供点思路就好了，不用太较真。